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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对欧洲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起了什么作用
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三个巨人指：达芬奇(《蒙娜丽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但丁(《神曲》)】<br>首先，是人的发现。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1)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2)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上要求表达人的感情，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3)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是道德行为。(4)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些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br>其次，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反对权威，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br>第三，文艺复兴打破了以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培根)。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为后来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霍布斯、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br>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则使这些东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丧失了过去的重量。人的高贵被赋予新的内涵。彼特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高层的阶梯。<br>第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人们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实态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为17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br>第六，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无价的瑰宝。中世纪，圣经传说充斥艺坛，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文艺复兴则不但把圣母变成人间妇女(拉斐尔)，把图像化为对人体的歌颂，而且开始了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的直接描写。解剖、透视等科学也第一次结合于艺术。西欧近代现实主义艺术从此发端。<br>这场广泛持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起了推动作用
但丁等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作为中世纪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的少数国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吗？
1935年蔡元培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写的《总序》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15年……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待完成的文艺复兴》，接过蔡元培先生的话头，呼吁再经“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我们不能说五四运动仅仅是因当时反动政府一纸卖国条约激发起来的，它与清末民初几十年由潜流细流而成为洪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而清末民初的启蒙，又与上溯200余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发起于民间知识层的启蒙运动，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关系。那是一次完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明末清初发生的那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间相近而又性质相似的启蒙运动，不像后来在欧风东渐影响下，从晚清开始酝酿到五四爆发的那一次启蒙，而是在东西隔绝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发展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启蒙运动，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
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举世公认，中国在中世纪的很长时期内有过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既然中国当时生长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那么“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即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出现为这种“新社会的因素”呐喊造势的思潮，应该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经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唐宋累积下来，到元明清时生产力的档次和水平，比之当时的西欧如何?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议论颇热。在诸多论据中，人们常提出的两个论据，一是描述中国元朝经济发达状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是明初即15世纪初叶中国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郑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对马可波罗的话不大相信，甚至认为马氏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西方人总是不大肯接受中国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经济上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110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之行，却有力地证明了《游记》所言非虚。这论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及其28年内7次之多的创世界纪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0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在历史已无误地证明当时中国生产力居于世界前列的条件下，中国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高潮
人们知道，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必须由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元明两代是中国个人手工业向集体手工业工场的转变期，当时城市的工匠已接近26万人。而非农人口比例扩大，无疑是社会转变的重要信号。
明朝中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两岸这个十字交叉的宽阔地带，一批工商业城镇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现。即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扬州、苏州等古城，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速度也很快。
经济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时一些或明或暗的行会行帮空前增加。它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为保护各种行当从业者的经济利益，进而就由此发展成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二是，抗命出海经商被视为走私，抗拒缉拿便被视为“海盗”，这些“海盗”又往往得到陆上商民的支持，发展到攻城略地。这是当时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对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动，与内地农民造反一起，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三是，由于国内的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出现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西欧国家其时正鼓励向海外移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而中国朝廷却对出海者“剿杀无赦”，遂使勤劳勇敢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遭受两面夹击，他们非但不能为家乡故土赚钱增富，而且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几百年海上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否则今日中国海外胞裔何止5000万。必须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富于令人鼻酸的悲壮色彩!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残喘的皇权统治
当初，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劝告，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问鼎成功。此后他念念不忘这九个字，以致整个明朝的政策都是这九个字的延伸：禁海、修长城、不跟外国往来，是“高筑墙”的延伸；厉行以农立国而压抑商业，自矜于悠久的农业文明而蔑视、拒绝商业文明，是“广积粮”的延伸；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永’称王”(缓称王目的在永称王，永远保持皇权)。同时，明朝还强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德治”，规定蒙学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经典。这些对后来中国发展路数的影响很深，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遗产。历史已证明，九字诀在封建时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术，但到了近现代却绝对是糟糕的治国经。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立国时，已是西方开始限制君权之后，是英国大宪章运动之后153年和英建国会后103年，法建国会后66年，也是掀开欧洲文艺复兴第一页的诗人但丁逝世后57年。
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
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于狱中的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
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淫威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
到万历时期，朝臣们阿谀顺从或保持缄默的保住了官职，直言敢谏的被贬谪或削籍。曾谏言减免矿税的李三才、敢与权奸们论争的顾宪成等被罢黜的官员，却大受江浙商民的拥戴。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在野的政治反对派，于是一场大狱兴起，多位学者死难。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首辅，并容忍了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发展势力，从而实质上弃置了禁海法。就在这稍微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顾炎武则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
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
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
“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及紧接而来的衰世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西方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帝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不像朱元璋那样干脆杀掉巨商，而是收买他们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
明亡时复社成立仅6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4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殁；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它本身先天后天的不足则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
到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一论高低。
有论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刻，本来可出现多条出路，但终于选择了向宗法封建的来路回归。
与其说是拖着发辫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不如说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
中国因为不是宗教国家，国家的政治文化不象欧洲受教会的限制所以中华文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比较有特点，而且很繁荣的。具体的说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朝时期文化到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哲学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峰，而且影响深远。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看成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是中国文化近代的文艺复兴中国的文明史没断过＂活＂不过来啊
产生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是文艺复兴文化的指导思想。<br><br>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英文是humanism，也译作人道主义。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那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衷于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他们认为，这些学科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不同于“神学学科”的新学问，是“人文学科”。那些研究人文学科的新文化人士自称为“人文学者”。“人文学科”一词的出现，不仅指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还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新的世界观代替了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愿望。16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文学科”一词的广泛含义，到了19世纪，欧洲学术界才开始用“人文主义”这个名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br><br>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br><br>人性（humanity）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基本属性。人类从哲学上认识自身的特性有很长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人类认识的成果，第一次对人性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人有吃、喝、性行为等机能和欲望。但是，离开人的社会活动抽象地考察这些机能和欲望，把它们看成人类活动唯一的和终极的目的，则是错误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某些自然属性，也不能不带有社会色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所谓人性，是指正常的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社会性的劳动；现实的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没有认识到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承认人性的历史演变，只承认一种所谓全人类共有的、永恒的人性，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是符合于这种人性的永恒的制度。<br><br>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它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和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的人道主义者，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br><br>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它自身的矛盾，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个人自由发展与公共社会制度的矛盾等。一些启蒙思想家考虑了种种解决矛盾的方案，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而他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恰恰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所以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出路的。从理论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考察人时，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把人只看做自然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人的追求和向往。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假象。然而，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所追求的自由、享乐权利和所谓“公正”的社会制度并不抽象，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br><br>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直到19世纪，它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它逐渐失去了进步的历史作用。<br><br>根据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为区别起见，在中国，人们习惯上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思潮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后的则称为人道主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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