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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最辉煌的文化繁荣几乎都发生在历史的转型期
首先，不能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教育。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是在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的时候，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的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所造成的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启蒙运动是新时代的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语言的创造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人们有成熟的思想或体系，并按一定的步骤进行的教育活动。其实并没有所谓成熟的思想存在在那里，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思想蜂拥而出，各自努力表现自己，场面无比热闹，这些思想中，有属于反对信仰主义的，也有维护信仰主义的。最后，有些思想最终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并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认为是启蒙思想。但即使这些思想成为了主流，也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人参与这个时代的思考，参与选择的结果。因此，启蒙运动并不是“教育”，其中并没有谁是概念意义下的“教育者”。
其次，启蒙所针对的黑暗是否愚昧?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指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启蒙对信仰主义有诸多批判自不待言，但是，就其思想内容和许多的思考或反思的方式来说，并没有脱离这种信仰主义的文化氛围。启蒙思想作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外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从传统的信仰主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对信仰主义的批判就等同于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把信仰主义就直接理解为愚昧，除非诉诸天启式的天才论——这又回到把启蒙看成教育——我们就无法解释其中为什么会生长出启蒙思想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化或思想与现代相比而言更原始，更粗略，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等等，但说那是“愚昧”却不可以，这个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不相容。
有人会说，西方启蒙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主义。就此而言，说它是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通俗地说，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而愚昧就是不懂道理。因此，这里所说的愚昧，可以理解为基督教教会实行的“愚民政策”之类的东西。
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流行，也非常权威的看法。把启蒙运动视为教育，和说启蒙面对的黑暗是愚昧是一体相关的。当我们把中世纪的黑暗就理解为信仰主义造成的愚昧之后，启蒙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传播批判信仰主义本身的各种新思想。因此，理性主义就被直接看成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思想”，而人本主义则被简单地看成无神论或类似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精神。但是，其实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这种思想离启蒙思想有多么遥远，我们在后面分析启蒙思想的本质时会看得更清楚。
要认识启蒙的概念，先必须弄清楚启蒙所面对的中世纪的黑暗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黑暗就来自这种信仰主义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除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启蒙所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这种信仰主义本身，尤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本身。
对于启蒙思想中往往包容着信仰主义的某些思想方式或内容，启蒙思想家往往保留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是以“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按这种看法，我们的确只能说，启蒙思想家大部分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愚昧；心里存留着某种程度的黑暗。这种解释不仅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会把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引向歧途。
我们知道，承认上帝的存在，在启蒙思想家的体系中，往往是出于理论体系的逻辑需要，出于理论“彻底性”的需要。把彻底性说成是“妥协性”不是太奇怪了吗?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具有某种所谓“妥协性”或“软弱性”的结论，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它与封建阶级同属剥削阶级因此具有相同的本性而作出的。这其实也并不合逻辑。力量不够需要妥协，是一种斗争策略，说不上是软弱，而且，即使这可以说是妥协，也不能说是妥协“性”。而如果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有相同的属性因此妥协，就更说不上是妥协性和软弱性，而只能说是一种类似“统一战线”的思想，只能说它非常明智。
说启蒙不彻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观念形态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现代”思想，所谓“彻底”或“不彻底”之类就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现代西方思想之外的另外一种“彻底”的或理想化的现代思想。除非我们把在某种意义下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是刻意地保留——就叫做不彻底。而我以为，这与保守无关，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所谓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否存在?英国人保留了他们的王室被看成这种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典型实例。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就不“彻底”了吗?法国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法国大革命对贵族采取屠杀的政策作前导，因而就更彻底吗?
总之，“妥协说”和“软弱说”是要以此认定启蒙的“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信仰主义没有完全摈弃。“不彻底”是说启蒙者向信仰主义的“妥协”就是向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吗?向信仰主义妥协，还可以理解，向愚昧和“黑暗”妥协，如果真的就把启蒙看成理性向愚昧的挑战，那可真是不合逻辑到极点了。
这种对启蒙的“批判”反而从反面给了我们认识启蒙概念的真正含义的途径。这种“批判”立论的前提，是它的无神论和“彻底革命”的思想，它表现出一种表达出无神论才是正统意识的强烈愿望，一种表达无神论才是绝对真理的强烈愿望，甚至说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也并不过分。也就是说，它即使能够消除一种专制，也至多只是取而代之，即以自己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这恰恰是启蒙思想是彻底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启蒙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主义的专制”，而且尤其是专制主义本身。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通常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就启蒙关于信仰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信仰，而是主张信仰自由而言，是根本用不着做什么解释的。人们之所以会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么一个虚假的问题，是由于预设了信仰就是愚昧，就是启蒙所面对的黑暗。如果我们理解了，黑暗并不是存在着信仰或信仰主义，而是这种信仰主义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那么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对信仰或信仰主义做所谓“妥协”了。那种“打倒×××”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语言霸权本身的。启蒙的这种貌似妥协，其实正说明这种语言的反专制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本质，因此正是它的彻底之处。西方的启蒙所面对的，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一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来说，思想专制是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思想专制，我倾向于按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方式称之为语言霸权。
一个专制的政权当然都希望有一种有利于它的语言霸权。但是，一种专制者的语言并不一定都能变成霸权语言。而一旦语言霸权形成，“传统”就变得相当牢固了，这时专制政权就变成相当能长治久安了。反过来说，一种新的思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总得反对当时的霸权语言。但反对霸权语言与反对语言霸权并不是一回事。基督教早期曾被罗马帝国严格禁止，基督徒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也就是说，它自己也曾受到语言霸权的迫害。但是，当公元五世纪左右它确定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之后，自己成为了新的霸权语言。基督教信仰主义在争取自己合法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在反对旧的霸权语言的时候，并没有反对语言霸权本身，它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怪圈，它对异教和异端的敌视和迫害比它以往的敌人更厉害。基督教占据西方正统地位的一千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它攻伐异教和迫害异端的历史。但是，就语言霸权的意义上说，思想方面的专制和迫害更多地是针对着异端的。这种迫害的极至，就是所谓“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它是可以用思想罪(类似中国传统中的“腹非”罪)的名义把人活活烧死的。基督教的语言霸权，比西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语言霸权都更专制。这种语言霸权特别严厉，与基督教的信仰主义本身的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信仰”，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具有排他性，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在历史上非常常见——虽然也有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多神教，而且，信仰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意识——儒学——的主导思想。而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这就使得对上帝的信仰更具有了专制的或排他的特性。
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所指的，正是这种严酷的语言霸权或思想专制，它压抑了人的自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因此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启蒙思想批判真正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正是语言霸权本身。启蒙面对的是基督教信仰的语言霸权。因此，启蒙思想的批判当然总是会直接地指向基督教的霸权语言，它对上帝的信仰的，这与基督教初期向罗马人要求存在的权利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启蒙思想只是停留在这里，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有着百家争鸣状态的时代——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初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景观——的思想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就启蒙是“光明”来说，就启蒙所面对的黑暗是语言霸权来说，启蒙所反对的，就不仅是一种霸权语言，而是通过反对这种霸权语言而反对语言霸权本身，而且我们应该说，也只有是反对语言霸权本身的思想，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启蒙思想。
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这个词就是中文翻译成启蒙的。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本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政治的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领域，民族利益的问题仍然是放在首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以政治语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语言来代替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语言，精神生活的语言，代替了自由这个基本的价值。这将会把我们导入西方中世纪一样的黑暗——不是说愚昧，而是说专制和霸权。
当然，我也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启蒙有反抗愚昧的意义，就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让人类的期限保持永远的开放，就理性主义是要造就人类心智的永远进步而言，启蒙当然也正是要反对愚昧的。但我以为，造成愚昧状态的，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仰或信仰主义，还不如说是它的那种语言霸权。如果我们离开了自由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就正如我们总是单纯地把理性主义理解为“科学”，而忘记了，理性主义最根本的本质，其实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理性，它只是把理性看成上帝的附庸——因此，科学虽然也是理性主义的成果，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决不是它的全部。
首先，不能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教育。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是在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的时候，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的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所造成的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启蒙运动是新时代的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语言的创造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人们有成熟的思想或体系，并按一定的步骤进行的教育活动。其实并没有所谓成熟的思想存在在那里，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思想蜂拥而出，各自努力表现自己，场面无比热闹，这些思想中，有属于反对信仰主义的，也有维护信仰主义的。最后，有些思想最终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并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认为是启蒙思想。但即使这些思想成为了主流，也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人参与这个时代的思考，参与选择的结果。因此，启蒙运动并不是“教育”，其中并没有谁是概念意义下的“教育者”。
其次，启蒙所针对的黑暗是否愚昧?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指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启蒙对信仰主义有诸多批判自不待言，但是，就其思想内容和许多的思考或反思的方式来说，并没有脱离这种信仰主义的文化氛围。启蒙思想作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外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从传统的信仰主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对信仰主义的批判就等同于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把信仰主义就直接理解为愚昧，除非诉诸天启式的天才论——这又回到把启蒙看成教育——我们就无法解释其中为什么会生长出启蒙思想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化或思想与现代相比而言更原始，更粗略，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等等，但说那是“愚昧”却不可以，这个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不相容。
有人会说，西方启蒙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主义。就此而言，说它是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通俗地说，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而愚昧就是不懂道理。因此，这里所说的愚昧，可以理解为基督教教会实行的“愚民政策”之类的东西。
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流行，也非常权威的看法。把启蒙运动视为教育，和说启蒙面对的黑暗是愚昧是一体相关的。当我们把中世纪的黑暗就理解为信仰主义造成的愚昧之后，启蒙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传播批判信仰主义本身的各种新思想。因此，理性主义就被直接看成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思想”，而人本主义则被简单地看成无神论或类似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精神。但是，其实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这种思想离启蒙思想有多么遥远，我们在后面分析启蒙思想的本质时会看得更清楚。
要认识启蒙的概念，先必须弄清楚启蒙所面对的中世纪的黑暗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黑暗就来自这种信仰主义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除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启蒙所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这种信仰主义本身，尤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本身。
对于启蒙思想中往往包容着信仰主义的某些思想方式或内容，启蒙思想家往往保留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是以“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按这种看法，我们的确只能说，启蒙思想家大部分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愚昧；心里存留着某种程度的黑暗。这种解释不仅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会把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引向歧途。
我们知道，承认上帝的存在，在启蒙思想家的体系中，往往是出于理论体系的逻辑需要，出于理论“彻底性”的需要。把彻底性说成是“妥协性”不是太奇怪了吗?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具有某种所谓“妥协性”或“软弱性”的结论，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它与封建阶级同属剥削阶级因此具有相同的本性而作出的。这其实也并不合逻辑。力量不够需要妥协，是一种斗争策略，说不上是软弱，而且，即使这可以说是妥协，也不能说是妥协“性”。而如果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有相同的属性因此妥协，就更说不上是妥协性和软弱性，而只能说是一种类似“统一战线”的思想，只能说它非常明智。
说启蒙不彻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观念形态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现代”思想，所谓“彻底”或“不彻底”之类就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现代西方思想之外的另外一种“彻底”的或理想化的现代思想。除非我们把在某种意义下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是刻意地保留——就叫做不彻底。而我以为，这与保守无关，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所谓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否存在?英国人保留了他们的王室被看成这种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典型实例。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就不“彻底”了吗?法国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法国大革命对贵族采取屠杀的政策作前导，因而就更彻底吗?
总之，“妥协说”和“软弱说”是要以此认定启蒙的“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信仰主义没有完全摈弃。“不彻底”是说启蒙者向信仰主义的“妥协”就是向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吗?向信仰主义妥协，还可以理解，向愚昧和“黑暗”妥协，如果真的就把启蒙看成理性向愚昧的挑战，那可真是不合逻辑到极点了。
这种对启蒙的“批判”反而从反面给了我们认识启蒙概念的真正含义的途径。这种“批判”立论的前提，是它的无神论和“彻底革命”的思想，它表现出一种表达出无神论才是正统意识的强烈愿望，一种表达无神论才是绝对真理的强烈愿望，甚至说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也并不过分。也就是说，它即使能够消除一种专制，也至多只是取而代之，即以自己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这恰恰是启蒙思想是彻底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启蒙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主义的专制”，而且尤其是专制主义本身。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通常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就启蒙关于信仰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信仰，而是主张信仰自由而言，是根本用不着做什么解释的。人们之所以会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么一个虚假的问题，是由于预设了信仰就是愚昧，就是启蒙所面对的黑暗。如果我们理解了，黑暗并不是存在着信仰或信仰主义，而是这种信仰主义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那么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对信仰或信仰主义做所谓“妥协”了。那种“打倒×××”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语言霸权本身的。启蒙的这种貌似妥协，其实正说明这种语言的反专制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本质，因此正是它的彻底之处。西方的启蒙所面对的，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一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来说，思想专制是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思想专制，我倾向于按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方式称之为语言霸权。
一个专制的政权当然都希望有一种有利于它的语言霸权。但是，一种专制者的语言并不一定都能变成霸权语言。而一旦语言霸权形成，“传统”就变得相当牢固了，这时专制政权就变成相当能长治久安了。反过来说，一种新的思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总得反对当时的霸权语言。但反对霸权语言与反对语言霸权并不是一回事。基督教早期曾被罗马帝国严格禁止，基督徒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也就是说，它自己也曾受到语言霸权的迫害。但是，当公元五世纪左右它确定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之后，自己成为了新的霸权语言。基督教信仰主义在争取自己合法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在反对旧的霸权语言的时候，并没有反对语言霸权本身，它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怪圈，它对异教和异端的敌视和迫害比它以往的敌人更厉害。基督教占据西方正统地位的一千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它攻伐异教和迫害异端的历史。但是，就语言霸权的意义上说，思想方面的专制和迫害更多地是针对着异端的。这种迫害的极至，就是所谓“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它是可以用思想罪(类似中国传统中的“腹非”罪)的名义把人活活烧死的。基督教的语言霸权，比西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语言霸权都更专制。这种语言霸权特别严厉，与基督教的信仰主义本身的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信仰”，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具有排他性，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在历史上非常常见——虽然也有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多神教，而且，信仰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意识——儒学——的主导思想。而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这就使得对上帝的信仰更具有了专制的或排他的特性。
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所指的，正是这种严酷的语言霸权或思想专制，它压抑了人的自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因此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启蒙思想批判真正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正是语言霸权本身。启蒙面对的是基督教信仰的语言霸权。因此，启蒙思想的批判当然总是会直接地指向基督教的霸权语言，它对上帝的信仰的，这与基督教初期向罗马人要求存在的权利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启蒙思想只是停留在这里，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有着百家争鸣状态的时代——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初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景观——的思想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就启蒙是“光明”来说，就启蒙所面对的黑暗是语言霸权来说，启蒙所反对的，就不仅是一种霸权语言，而是通过反对这种霸权语言而反对语言霸权本身，而且我们应该说，也只有是反对语言霸权本身的思想，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启蒙思想。
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这个词就是中文翻译成启蒙的。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本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政治的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领域，民族利益的问题仍然是放在首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以政治语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语言来代替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语言，精神生活的语言，代替了自由这个基本的价值。这将会把我们导入西方中世纪一样的黑暗——不是说愚昧，而是说专制和霸权。
当然，我也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启蒙有反抗愚昧的意义，就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让人类的期限保持永远的开放，就理性主义是要造就人类心智的永远进步而言，启蒙当然也正是要反对愚昧的。但我以为，造成愚昧状态的，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仰或信仰主义，还不如说是它的那种语言霸权。如果我们离开了自由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就正如我们总是单纯地把理性主义理解为“科学”，而忘记了，理性主义最根本的本质，其实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理性，它只是把理性看成上帝的附庸——因此，科学虽然也是理性主义的成果，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决不是它的全部。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显著、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其内在的创造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一种民族文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张骞在西域时，发现当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产通过印度传到了中亚一带。徐福东渡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秦始皇时，齐地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最后到了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那里定居下来，再没有回到中国。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一部分中国书籍。日本人对徐福带去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有许多纪念徐福的遗迹，如在纪伊半岛的熊野浦，据传是徐福一行的登陆地点，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宫”等纪念物。韩国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据说是徐福途经的登陆地点之一，在那里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馆”。当地的城市叫“西归浦”，也与徐福的故事有关。战国后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多年战乱，有许多居民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给那里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大概徐福就是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汉代出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代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联盟。张骞西使历经13年，备受艰辛，虽然最后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丝绸之路”所指，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大通道。这条交通大道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从汉至明历18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职能。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邻近的许多民族争相仿效，煞费苦心。人们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是国家与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使用汉字、提倡儒学、流行中国化佛教、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以及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三次高潮发生在宋元时代。宋代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中国商船甚至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到元帝国时代，横跨亚欧的帝国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更使东西方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大规模的移民，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火药和火器技术、雕版印刷术和指南针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西传的。
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四次高潮。这次高潮的显著特点是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他们把许多中国学术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并通过撰写专著和大批的书信，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在欧洲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欧洲的大思想家，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成为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用来对照批判当时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量销往欧洲，在欧洲各国刮起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风”，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如在巴黎的雨果故居里，就有一间“中国厅”，是雨果按照自己理解和想像的中国风格设计装饰的。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按照中国造园理念设计的“中国式园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广泛西传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中留下相当影响的时期。
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夏宫接见马可·波罗一家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
中华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广泛而持久地传播，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先进性。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高潮迭起，辉煌灿烂，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丰富性、先进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过那些体现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物质产品来知道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说到中国古代的产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丝绸。“丝绸之路”的命名正反映了丝绸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到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已经遍及全国，同时也是最早大宗出口的货物，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罗马城中有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贵族们不惜重金购买丝绸，锦衣绣服成为富家时尚，元老院的议员们都以能穿丝袍为荣。据说著名的罗马统治者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引起轰动，被认为奢侈至极；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曾身穿华丽的绸衣出席宴会，魅力四射。在许多当时的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华贵的中国丝绸的风行，大大助长了罗马帝国的奢侈之风。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由于大宗进口中国丝绸而造成大量金银外流，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丝绸大量外传很久以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以及织造技术也逐步传到国外，对许多民族的服饰变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瓷器是一种综合表现中华文化的特殊物质形态，是多种文化形式的物质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和艺术意境，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趣味和创意。在西方人的眼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译成“china”；或者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瓷器就已经销往国外。从南宋到明代中期，即从12世纪到15世纪，是外销瓷最繁盛的时期。瓷器大量外销，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生活用具，也向他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风采。中国瓷器在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托普卡帕宫，以收藏中国瓷器著名，其藏品之精美和丰富，堪称中国古瓷的一大宝库。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了追捧中国瓷器的热潮，把购买、收集中国瓷器视之为去“寻找黄金”。许多王公贵族都以拥有和收藏中国瓷器为荣耀。例如在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两间客厅的四壁都是用中国瓷器装饰的；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有一个大陈列柜，专门展示歌德当年收藏的中国瓷器。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丹麦等国纷纷建立东方贸易公司，派出大型商船，来中国进行瓷器贸易。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专为欧洲烧制的“中国外销瓷”，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的制瓷技术也陆续传播到海外，朝鲜、日本、波斯、埃及以及欧洲都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烧造出各种仿中国瓷器。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这些领域的成果都曾陆续传播到海外。英国著名学者r·g·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四大发明”的刺激和推动，并以此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曾对这些伟大发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和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一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给其他民族的文化带去了中国的智慧。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传播到海外的几项文化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述其大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乎中华民族创造的所有文化成就，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等等，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概括地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1)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内容；
(2)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照，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
(3)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刺激、开发、推动作用，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刺激动力；
(4)启发了各民族进行文化创造的灵感和智慧；
(5)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西沙光华礁1号沉船遗址表面散落的陶瓷器皿
文化传播的生命之桥
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谓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就是人际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文化传播都是通过人的接触和交流进行的。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你来我往，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命之桥。
自古以来，中国不断有人移居海外，早期的如前面提到的箕子走之朝鲜、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秦汉时代有大批“秦人”、“汉人”移居日本。唐代发生在中亚的怛逻斯战役，唐军大败，两万多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军队掳往中亚和西亚地区，成为一个特殊的移民集团。中国的造纸技术就是由这些被俘的唐军中的工匠传至中亚和阿拉伯地区，而后又逐渐传播到欧洲的。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有许多汉族人不甘受异族(蒙古族或满族)的统治，或是躲避战乱，出现了两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19世纪，又有大批华工出国，再次形成了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历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杂居相处，把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乃至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带到那里，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与各国的频繁使节往来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逐步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官方的正式联系，互通使节往来，有的时候使节往来相当频繁。如日本19次派出遣唐使，每次少的两百多人,多的有四五百人，规模庞大，历时悠久，贡献巨大。实际上，遣唐使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代表团，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等，他们都带着学习的任务，在唐期间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学习盛唐文化，并将学习的成果以及尽可能收集到的中国文化典籍、佛教经典、诗集以及生产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带回日本。其他国家如新罗(朝鲜)、大食(阿拉伯)等国也向唐朝遣使十多次。明朝初期还有几个国家的国王亲率使团入华。各国使节亲沐华风，直接感受和领略中华文化的辉煌和风采。历代中国王朝也都不断向各国遣使。比如明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这些官方使节的往来，除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密切双边关系外，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皇帝通过来华的使节向外国赠送丝绸、瓷器以及其他中国物品，有时还赠送图书、历书，中国使节出使各国时也都携带大批礼品。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开辟的。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中国朝廷以对各国使节“贡品”的“回赐”形式进行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的；另外，许多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来进行私人贸易。除官方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在西北陆路，各国商队往来络绎不绝、相望于道，甚至还有栗特人、回回等专事对华贸易的商业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国商船在宋代时就已驶抵印度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持续不断。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南亚地区后，又经菲律宾开辟了中国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各种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等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中国的书籍、纸张、笔墨、书法和绘画作品也是许多商人特别是从事东亚地区贸易的商人们贩运的大宗货物。例如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通商，贩运货物之外，书籍也是大宗。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清代商人几次舶载进口的。这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商人，除了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有时还承担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从唐朝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一些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朝的国子监曾接纳大批外国留学生，包括来自新罗、日本、西域各国的青年学子，最多时达上万人。新罗每年在唐学成归国的就有一二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成为学习和移植中华文化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人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例如新罗在华及第的留学生就有90多人。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进士第，入朝为官，历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等职，晚年升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与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大诗人交谊深厚。唐玄宗爱其才华，不许其归国，最后终老长安。现在的西安兴庆公园内，还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2004年，西安发现一个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轰动。这位留学生名叫井真成，墓志说他:“国号日本，才称天纵”，“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踏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这位井真成也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在唐朝入仕不归，“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据推算，他大概是和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同学。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入唐的另一位著名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结束国子监的学业后，继续在长安学习五经三史之外的各种技艺，包括法律、算术、音韵、天文、历法和兵法等，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他还刻意收集书籍和工具兵器等，回国时带回《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8年，回国后受到孝谦天皇的恩宠，参与朝政，在删定律令、整顿释尊仪式、实行新历等许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于移植唐文化，推动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宗教是一种包含多层次内容的文化形式，宗教的传播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传播途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许多僧侣不畏艰险，或西行取经，或东渡传法，如法显、义净、玄奘等远赴印度，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过去；鉴真和尚率弟子东渡日本，更是一次影响广泛深远的文化使团，被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与鉴真交谊深厚的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称赞鉴真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亦如一灯燃百灯，瞑者皆明明不绝”。朝鲜、日本历代都有许多佛教僧侣来中国巡礼、请益，回国后不仅模仿中国佛教建制，传播中国佛教宗派，并携回大批汉文佛典，还将其他中国典籍、书法绘画作品和工艺品等携带回国。中国化佛教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并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此外，宗教的传播也是多种文化要素传播的媒介，例如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乃至中国的工艺技术、饮食习俗、医药之学、文学和哲学思想，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播。中国宋代理学思想最初就是依附于禅宗佛教传入日本的。
历代都有一些旅行家和冒险家到中国游历，如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鄂多立克等等，他们回国后把在中国的见闻笔录成书，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料。在这些旅行家当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最著名并且是影响最大的一位。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游历了中国从南到北的大部分地方。他回国后，在一位作家的帮助下，将在中国的见闻著成《马可·波罗游记》，赞颂中国地大物博，文教昌盛，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辉煌文化，向西方世界展现了迷人的中华文明。《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东方的认识，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引起他们对于东方的浓厚兴趣。有人说，寻找东方是欧洲大航海事业的“意志灵魂”，而这种“意志灵魂”正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培育和锻造的。还有人指出，《马可·波罗游记》“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而至发现美洲，正是此书“最伟大之功绩”。
公元1世纪初，堪培尼亚(campania)壁画上的罗马妇女，穿着丝绸服装。
鉴真坐像，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藏
有关文化传播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回顾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些有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规律性认识。
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国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没有间断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到域外的不同民族和地区。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呈现出波浪式曲线的过程。其中最耀眼的是前面提到的四次大的传播高潮。这四次文化传播高潮的出现，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共同的方面就是，这四次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蒙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欧亚大陆交通大开，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一方面，国力的强盛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出现了文化上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有更先进、更新鲜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传播到海外，所以这四次传播的高潮也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另一方面，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希望了解这种强盛发达的原因，产生学习吸取的愿望。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人批评中华文化封闭、保守，这是片面的，不对的。如果说清朝曾有过闭关锁国而使中华文化发展的这一阶段呈封闭、保守性特征的话，那么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则开放是主流，是本质性的特征。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便致力于走向世界的努力，徐福、张骞、鉴真、郑和、朱舜水、陈元赟等等，代不乏人。他们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与各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上的联系，搭起友谊的桥梁，把中国的文化珍品、文化理念、文化信息传播于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中国人把这种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引为文化的和民族的自豪，并自觉地视为自己的文化责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更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输出和吸纳运动，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的和强有力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中华文化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向海外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华文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而且是整体性地领先于世界。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就已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长安，宋代的开封、杭州也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前面提到的中国人创造的器物文化，如丝绸、瓷器、“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一旦传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给那里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并且对那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借鉴、刺激、激励和开发作用。换句话说，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文化传播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有的文化要素是直接传播过去的；有的只是传播某种文化要素的一些信息，从而使接受者受到启发；有的是扩大式传播，一种文化在起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而接受它以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还有一种潜伏式传播，某一文化要素传播过去了，当时可能默默无闻，而在以后某个时候却突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之，文化传播是一个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表现为一种持续运动着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并不是平行推进的，不是平衡发展的。比较而言，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更容易一些，传播的范围更广泛一些。中华文化向海外最先传播和输出的往往是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发明。相比之下，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要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但是，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和技术的领域，它们还可能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发明，还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们作为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濡化和教育。而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输出，间接地传达了这种物质产品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因而也就使其成为文化整体的代表而传播并发生影响。
中华文化向海外的传播，在各地、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不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且影响的性质也很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这种文化传播对当地文化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一种文化要成功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为其所借用和包容，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还要取决于接受、借用此种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程度，取决于接受方的态度。当一种文化传播过去的时候，如果接受一方的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达到能完全理解传播来的文化的程度，或者尚不具有接受它的需要，那么，这时的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就可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相接触的文化都已经达到完备和成熟的程度，这时的文化传播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不足以改变接受一方的文化模式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此种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来考察，在接受一方的文化处于结构性变动时，处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内部增长着要求变革的活跃因素，此时往往对接受外来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较少保守的意识，外来文化的输入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日本大规模吸收和移植唐代文化的奈良时代，正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唐代文化的大规模输入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变革，也刺激了日本文化出现空前的繁荣。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的时候，正值欧洲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兴起，欧洲社会正处在历史性大变革的前夜，因此这三项伟大发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纯技术的领域。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向欧洲广泛介绍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政治制度、社会生活，而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正处在最活跃的时期，启蒙运动方兴未艾，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播对启蒙运动起到了刺激和激励作用，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灵感之源。
任何文化传播到新的环境下，它所引起的反应，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点。因为文化传播的接受一方，并非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一定的传统、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它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以已有的“期待视野”模式对外来文化加以衡量，在接受新东西时将其纳入这个固有的模式来理解。这是一种“接受屏幕”，外来文化总是透过“接受屏幕”渗入本土文化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接受态势或接受势能。当输出(传播)方和引进(接受)方接触、交流之后，便发生从本身定势出发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诠释的问题。或者说，接受外国的某种文化要素的社会很可能以与自己的民族传统相适应、相和谐的方式来对它加以消化和吸收。文化传播时常会出现这种“再解释”和“再理解”的过程。解释者的思考和动机才使得被解释的文本呈现了新的意义，才使异质文化转变成为本土文化的内容。这里必然会发生的是“误读”，无意的自然形成的、由接受定势决定的误读和有意的、人为的由“期待视野”决定的误读。这样的误读并非坏事，有时候，误读正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改塑、变形的手段和表现形态。这样，传播到国外的中华文化要素，通过接受者的理解、解释、接受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这种被赋予了接受者文化的“附着物”、“添加剂”和创造性的“意义”，被融合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从而使这些文化要素发生作用和影响。这正是文化传播—接受的具体形态。
一种文化传播、“进入”另一种文化，是一种撞击的过程、矛盾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当中华文化传播于海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引起当地本土文化的抗拒、排斥和抵制(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即使是在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力量传播，接受一方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持热烈的欢迎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华文化外传之后，经过文化接触的矛盾和冲突，经过当地本土文化的选择和“解释”，这些中华文化要素被“接受”到原有文化之中，与原有文化相受容、相融合，从而逐渐成为接受一方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接受传播的民族“民族化”了。这个“民族化”的过程，就是对传播来的中华文化的选择、解释、剪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对接受一方原有文化发生实际影响的过程，也是整个文化传播过程的最后完成。(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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