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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异同点？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伯利率舰队驶向日本，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两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搞起了两场自强运动------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三十年后，也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组建起来的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中国殖民灾祸进一步加重，险些遭受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本文试图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原由。
一、 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两国变革措施之比较：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不顾农民的激烈反对，以处罚为手段，强迫家长送年满6周岁的子女上学，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
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就这有限的几所新式学校也成了顽固派攻击的目标，他们喊"是可忍，孰不可忍！"豁出老命来拼了。奕忻虽曾力驳士大夫们把"师法夷人"说成是国耻，大呼"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但他要驳到的不只是几个守旧官僚，而是整个士大夫阶级。
军事方面：日本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建立了一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对为侵略扩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设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黄祸"。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就认为，30年后日本回兴旺起来，中国回更加衰弱下去。根据就是日本使节到欧洲，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到欧洲则是忙于探询军火的价钱和何种军舰装备精良。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参考资料：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1291336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伯利率舰队驶向日本，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两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搞起了两场自强运动------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三十年后，也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组建起来的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中国殖民灾祸进一步加重，险些遭受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本文试图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原由。
一、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两国变革措施之比较：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伯利率舰队驶向日本，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两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搞起了两场自强运动------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三十年后，也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组建起来的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中国殖民灾祸进一步加重，险些遭受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本文试图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原由。
一、 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两国变革措施之比较：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不顾农民的激烈反对，以处罚为手段，强迫家长送年满6周岁的子女上学，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
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就这有限的几所新式学校也成了顽固派攻击的目标，他们喊"是可忍，孰不可忍！"豁出老命来拼了。奕忻虽曾力驳士大夫们把"师法夷人"说成是国耻，大呼"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但他要驳到的不只是几个守旧官僚，而是整个士大夫阶级。
军事方面：日本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建立了一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对为侵略扩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设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黄祸"。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就认为，30年后日本回兴旺起来，中国回更加衰弱下去。根据就是日本使节到欧洲，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到欧洲则是忙于探询军火的价钱和何种军舰装备精良。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参考资料：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1291336
现在的中日关系无疑是国人最为关心的热点，网上有很多讨论中日关系的帖子，有认为中日必有一战的，也有认为中日应该结盟共抗美国的，不管何种观点，大多数只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宣泄或带有盲目的随从性，鲜有真正从中日之间矛盾的根源所在来考量的。中国为什么要和日本过不去？我们为什么要抵制日货？中日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吗？这些问题在我们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面前，很少有人会去详细考虑。
两国关系，只有分析了两国间矛盾的本质才能真正在外交上提供正确的对策。
是为前言。
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何尝不是如此，下面笔者就中日关系的远虑和近忧两方面来论述。
近忧
一、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在东亚地区，历史上只有中国、日本和朝鲜（这里的朝鲜是指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各小政权，下文如是）三个政权，在地理上又是如此接近，中国的山东与朝鲜半岛的南部及日本的九州都只有几百海里的距离。距离如此之近，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固然便利，但发生摩擦的机会也不少。正如远交近攻的策略，距离远的国家暂时可以避免矛盾，但是近邻的矛盾往往会激化为战争。两个毗邻的国家不是一国依附于另一国，就是两国间矛盾长久存在，彼此征伐不断。西欧的德法两国就是如此，从法国千方百计阻止普鲁士的统一努力，到法国的百年战争，再到一战法德的对峙消耗战，最后到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无不体现了这个规律。
日本和英国地理状况有点类似，同样是为海洋所阻隔，同样是岛国，同样面对背后的茫茫大海和前面的庞大陆地。但是日本和英国所不同的是，英国的地理位置虽然也孤悬大陆之外，但是却是北欧、西欧、北非之间的航运中点，有利于发展商业，所以英国没有日本一样强烈的扩张欲望，况且其北部的爱尔兰人一直束缚着英国的手脚。而日本除了和中朝发展有限的贸易外，只能发展农业为主的经济。但是日本国土丘陵纵横，平原缺乏的地理特点又从根本上限制了日本农耕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人从封建社会开始就对大陆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渴望。另一方面，西欧从未有过象中国这样的高度统一的强大帝国，当年的罗马帝国也没有能力占领英国全岛。所以英国一直以来奉行欧洲各国的势力均衡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使欧洲各国互相牵制，以保证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进攻英国。相对于英国，日本世代面临的都是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威胁”，忧患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内心，为了摆脱这种恐惧，需要建立强大的帝国，这就需要占有大片的陆地作为依托。这是日本扩张性的根本原因。
朝鲜由于和中国接壤，且中国实力在历史上对朝鲜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朝鲜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附属国，故而两国能相对和平地相处。而日本和中国隔海而望，中国难以发挥其陆地上强大的军事力量，又一直以来没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所以在历史上，日本本土还没有真正遭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蒙古舰队的失利依然没有对日本本土有实质的威胁）。在日本的西边，是茫茫的东太平洋和一些小岛，北边在历史上人烟稀少，几乎是不毛之地，没有一个能对日本产生威胁的力量，也没有让日本有欲望进行扩张的大片陆地。因此，从地理上来看能对日本制衡的力量和日本扩张的方向都只能在东部。朝鲜由于其地理因素，内部诸番国的彼此征战频繁及中国历代征伐的破坏，实力一直不能超过日本。日本的发展在美国舰队叩关前的几千年里还没有受到过外界力量的干扰，实力总是比朝鲜强大。失去朝鲜和中国对其本土的制衡，日本在其拥有一定实力后，就不满足于四面临海的狭小国土，需要向外扩张。前已提及，日本的西面和北面没有可扩张的目标，所以只能向东扩张，朝鲜也就首当其冲。朝鲜半岛之与日本犹如进攻中国的桥头堡，中国不论从帮助附属国的道义，还是避免朝鲜半岛真正成为日本国土的现实利益上都要阻止日本的扩张，这也是中日历史上发生数次战争的缘由。
可以说，地理因素是近几百年来中日矛盾的根源所在。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只可能是日本或中国两者中的一者被边缘化，成为依附于对方的国家，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显然，以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来看是不可能的，而反观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和美国在背后的怂恿，也绝没有可能。这是一个两国间解不开的死结。
二、日本视中国为其成为大国路上的障碍。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日本当然是经济大国，但却称不上是世界大国。真正的世界大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成为政治大国正是日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
众所周知，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一直受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限制。在政治上，最让日本忧心的是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是成为世界大国的政治基础。中、美、俄、法、英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是通过在二战中的浴血拼杀换来的，并且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当然有资格也能力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日本却是二战轴心国之一，战后又是以战败国身份进入联合国的。在其他国家看来根本没有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在军事上，日本宪法中规定了日本能拥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自卫队，但不能建立军队。这点让日本很不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日本的大国梦就不能实现，甚至未来会丧失其经济大国的地位。所以，在日本未来几年的国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修改宪法，以消除只能拥有自卫队而不能建立军事的法律限制。
时至今日，日本还没有承认几十年前的侵略罪行，还不时要美化一下。不仅如此，日本的首相还年年参拜供奉着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对二战罪行承认与否的问题了，而是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二战中侵略行为的肯定和对战犯的颂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能得到发展。而在对外关系上上日本进一步清晰化了其“脱亚入欧”的国家策略，并且在其国内很有市场。早在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就确立了“脱亚入欧”的政策。现在，除了“脱亚入欧”外又多了“脱亚入美”。其实两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核心思想都是要使日本脱离亚洲这个聚集了被其贬为劣等民族的亚洲其他民族的“垃圾场”，成为西方强国的其中一员。这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观。
随着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抬头，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与中国、韩国这些邻国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和韩国有独岛之争，和中国有钓鱼岛之争，近来又企图和中国平分东海上原本属于中国专属经济区。这些不理智的举动进一步让亚洲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看清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
正因为这些，在日本争取入常的道路上才会遭到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强硬阻击。最后连一开始表示将全力支持日本入常的美国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转而反对日本入常。
可以说，日本入常的失败根源在于自身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正是日本的种种动作让亚洲和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个二战爆发前的日本的影子，各国当然要采取措施防止。而日本自己却不反思，把入常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韩等国阻挠。尤其是对中国，前文提及，日本对中国有与生俱来的杞人忧天式的恐惧感，总担心中国会进攻他，打压他。所以视中国为其实现大国梦的最大障碍，欲下手为强，除之以绝后患。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国家，而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雏形。安能唯日本马首是瞻！
在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同时，中国也在坚定地走向强盛。由此带来的两国间的摩擦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1.时间：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比戊戌变法早了近30年。人物：明治维新：由中下层武士和一些大名发动武装革命，有明智天皇带领维新。戊戌变法：有梁启超等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有光绪批准下达变法。影响：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东亚小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滋长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戊戌变法大多数改革措施被废或取消。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变法保留的内容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结果：戊戌变法失败明治维新：成功2.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些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简单的说：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答案补充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答案补充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区别首先从结果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使日本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小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且只维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没有因此而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摆脱了封建的束缚，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没能彻底得废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发展受限。而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说并不成功，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伯利率舰队驶向日本，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两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搞起了两场自强运动------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三十年后，也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组建起来的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中国殖民灾祸进一步加重，险些遭受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本文试图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原由。
一、 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两国变革措施之比较：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不顾农民的激烈反对，以处罚为手段，强迫家长送年满6周岁的子女上学，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
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就这有限的几所新式学校也成了顽固派攻击的目标，他们喊"是可忍，孰不可忍！"豁出老命来拼了。奕忻虽曾力驳士大夫们把"师法夷人"说成是国耻，大呼"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但他要驳到的不只是几个守旧官僚，而是整个士大夫阶级。
军事方面：日本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建立了一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对为侵略扩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设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黄祸"。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就认为，30年后日本回兴旺起来，中国回更加衰弱下去。根据就是日本使节到欧洲，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到欧洲则是忙于探询军火的价钱和何种军舰装备精良。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参考资料：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129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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