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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1.明治维新的时间
「明治」維新從1868年10月23日（舊曆9月8日）宣布改元明治開始。但一般通常把前一年的1867年大政奉還、王政復古等許多政治變動都包含在內。
其下限則也有廢藩置縣（1872年）、西南戰爭結束（1877年）、實施內閣制（1885年）、確立立憲制（1889年）等多種主張。
2.洋务运动时间
洋務運動，是指1861年(咸豐十一年底開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內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中国进行了什么政策？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
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
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
沈葆桢曾国藩的属下，进士出身，接替左宗棠创设福建船政，任南洋大臣
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影响
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精英开始着手建立新型的文明和进行大规模的近现代化建设。明治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通过这些改革日本走向了富强的道路。然而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后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这些影响却是灾难性的。 我认为，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千年师生一朝易位，梦魇便再也摆脱不掉。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1868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宜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它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有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这欲望时起时伏千年不息。从历史的宿命看，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互为表里和因果的。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这是日本的千年机会；而甲午战败的中国则以工业化的严重挫折为自身无可奈何的衰落买单。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这可以说是一个拐点所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图景。 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中国对日本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一笔总数2亿3000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日本年收入的4.5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10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从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各种公司数目从3067家激增到9247家，资本总额从2.5543亿日元增加到8.87606亿日元。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中国成了日本走向工业化国家的最大买单者。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即便如此，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戊戌变法使中国大地又升起希望，即便这一希望是如此渺茫。在一次次的惨败之后，清廷决定“预备立宪”以自救，并选定日本明治宪政作为模式。清末“预备立宪”所唯独模仿的日本明治宪政，与大多数立宪国家不同，属于封建残余最多的二元君宪制，这样，清廷本想借模仿日本明治宪政之名，行更为集权以加强统治之实，未料事与愿违，其反倒严重削弱了王朝原有的统治基础。促使清王朝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敌为师，终致学得不伦不类，而再次被敌所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在近现代历史上，三千岛夷的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近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在21世纪，它会第三次亮刀吗？菊花与刀，为什么中国看到的永远是刀，今日之中国已非百年前之中国，那么未来中日之间到底是化干戈为玉帛还是战争不可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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