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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enlightment)
“启蒙”的含义是阐明、澄清、照亮。它给人启发和启示。演变成专有名词“启蒙运动”时，它的意思是思想解放运动、社会解放运动。在西方，从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至16-18世纪的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皆属于启蒙运动阶段。所以，启蒙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揭示，从愚昧走向智慧的含义。
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约400年，形成了两大思潮、两种文化。从近代来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他们始终以人和意识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文学文化。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以科学和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科学文化。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由来。一直持续到今天。
康德说：“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使人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人；……”（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31页。）从康德论述看来，启蒙运动第一是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第二就是要摆脱宗教所造成的愚昧，第三，要用人的眼光看人。
尼采说：“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是光明之神。”（注：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页。）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尔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说：“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注：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e.卡西尔说，“18世纪思想的着重点日益从一般转向特殊，从原理转向现象”。（《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狄德罗认为，认识不仅起源于感觉经验，还要进行理性思考，以便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原因。他说：“人们要花一番气力才能觉察到寻求真理的法则多么严格，我们的方法数目多么有限。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不停地重新进入自身，又走出自身。”（注：狄德罗：《论解释自然》，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26页。）
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注：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巴雷特说：“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他的‘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照字面意义讲，便是人是逻辑的动物；……人是能够进行连贯的合乎逻辑的谈话的动物。”（注：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页。）
马尔库塞说：“技术进步扩展到了整个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了这样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调和了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了所有以摆脱劳役和控制的历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议”，“面对该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出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注：马尔库塞：《单面人》，第3、4、7页。）
2“启蒙”(enlightment)
马尔库塞说：“发达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在它成功地发动、组织和开发了工业文明可资应用的技术、科学及机械生产力时，才能维持和保全自己。”（注：马尔库塞：《单面人》，第3页。）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弗罗姆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注：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批判到：“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13页。）“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理性的任意性与强制性表明，神话和科学同源，“而神话和科学就是启蒙精神的表达”（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页。）在启蒙的知识定义下，知识鄙视观念和思想。知识就是实用的方法，就是技能。“人们在研究新时代的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偶然性来代替原因。”（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象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制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科学家在运用事物的过程中，总是把事物的实质看成为他所掌握的实体。这种等同性构成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页。）“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好事善行都变成了罪恶，统治和压迫则变成了美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6页。）结果，“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0页。）清醒的人们看到，“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注：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指出：“冷酷无情的社会借助这种带有麻醉剂的田园生活，使受奴役的阶层承担起他们不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再有维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实际上，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是一种幸福的假象，让人麻木不仁地度过困苦的生活，象动物一样地存在着。”（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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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蒙”(enlightment)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说：“在启蒙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受到毁灭性的批判，而只存下来一种信念，直到精神的概念、真理的概念，甚至启蒙精神的概念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神话中的英雄毁灭，从寓言中编造出来的逻辑结论所遵循的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的原理，不仅支配着一切，成为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则，西方哲学的各种理性主义的体系，而且本身也决定各种以神的等级制度开始，并通过神的朦胧怒斥真实的弊端，作为同一内容的体系的结论。正如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精神也随着神话学的前进，越来越深地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页。）
“今天，恐惧和厌恶，被嘲弄和厌恶的特征，可以看成人类发展过程中强大进步的标记。从厌恶粪便和人肉，到蔑视迷信狂热、懒惰、精神上的贫困和物质上的贫困，推行着一条变成真正的和必然的恐惧的行动方式的路线。每一步都是一个进步，都是启蒙精神的一个阶段。但是，一切早期变化，从早期泛神论到神话，从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教权等级制度，用新的、即被启蒙的神话学代替了旧的神话学，用一大群神代替了母系制度的女首领，用对羔羊的尊敬代替了对死者的尊敬，在具有启蒙精神的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客观的、在事实中有论据的赋予，都成了神话学式的。”（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正像霍克海默所说：“……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人的独立判断也显得缩小了。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这样，进步就有要取消它应实现的真正目标——人的思想的危险。”（注：horkheimer,eclipseofreason,newyork,1974,p.v—vi.）
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既然理性是一种把人类“和其他物件区别开，以至把他们和被对象所作用的自我区别开的能力”。（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康德界定启蒙的方式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它是作为一个ausgang，一个“出口”（exit），一个“出路”（wayout）而被界定的。……在论启蒙的文本中，他只处理当代现实的问题。他不试图在一个整体性（totality）的或未来结果的基础上理解现时。他在寻求差异：是什么差异使今天与昨天不同！（注：福科：《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4页。）
福柯认为启蒙的现代性“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limit-attitude）”，因为批判就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构成”，它“不再是为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从而最终使科学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相反，问题是要把康德“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注：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6—437页。）作为对边界的批判与突破，启蒙表明自己仅仅是一种哲学气质，它只存在于一系列的追问与质询之中，这些质询“面向‘必需品的当代限度’，这就是说，面向那些对于建构作为自主的主体的我们自己来说不是或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注：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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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启蒙”(enlightment)
福柯指出，“要求逃离当代现实体系，以便制定出有关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思想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完整方案，这种企图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的复辟。”（注：福科：《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8页。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眼里，知识就是人进行统治的力量，
哈贝马斯说，“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注：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英国著名科学家秦斯（j.jeans）说：
“我们不再相信人类命运是善或恶的精神或玩弄阴谋的恶魔的玩偶。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再次将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科学时代的黎明业已到来，我们已发现人类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灵魂之舟的船长。他可以掌握这船的航向。当然，他可以自由地驾驶着她驶入安全水域，也可以驶入险恶的地方，甚至撞上礁石。”（注：参见《场与有》第四辑，第32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w.莱斯说：“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经历一种特殊的冲突即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一些远离权力中心地方的显然很小的事件都以它对全球利益平衡的可能的影响来解释。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为了实行对自然力的有力控制而投入了激烈的纷争，这似乎确证了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杀人场这句格言的真理性。”（注：w.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启蒙运动尽管反对现存的制度，但在本质上是属于18世纪的，体现了18世纪的风格和特点。
“在18世纪人民是旁观者，到了19世纪他们变成了演员。社会主义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文学上的一种乌托邦，如今成了一种世界的因素：起初是一种思想，后来成为一个党派和一种改革，最后成为一种世界观。”（保罗·亨利·朗格：《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格斯却和维柯等人一样，相信基督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自然和必要的，“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
17世纪的帕斯卡尔在他著名的《思想录》中就曾经诉诸非理性的“理性”，向内心情感妥协的“理性”，放弃科学的严格性的“理性”，与几何学精神有别的“微妙精神”，脆弱而无法确定。帕斯卡尔，这个当时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iln′yariendesiconformeàlaraisonquecedésaveudelaraison……toutnotreraisonnementseréduitàcéderausentiment.”(没有比否定理性更符合理性的了……我们所有的说理都可以归结为向感情让步)pascal.pensées.éd.brunschvicg,fragment272.274.
前启蒙时代著名的怀疑论者倍尔在讲道理时不信神，可是他却说：“……有些人的宗教在其心情中，而不在其精神中。当他们通过人类理性的途径寻找宗教时，他们会失去宗教……可是，一旦他们停止争论，只是倾听情感、本能和良心的证明时，就宁可相信某种宗教。”bayle.dictionnairehistoriqueetcritique.articlespinoza.
胡塞尔指出，“反思”只能产生概念，但不能为现象学提供明见性即充实。无直观充实的概念是对象性存在，或者说处在“反思”之中的存在，而具有与之相应直观的概念则是处在“充实”之中的存在。（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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