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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军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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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17 16:5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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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庆远
清代军制是从八旗制度发展而来，并以旗作为军事编制的单位。满族崛起于东北初期，军制即政制，两者并无重大区别。随着后金国势力的迅猛发展，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开始定八旗年军官职名，按班章京相当于总兵，梅勒章京相当于副将，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牛录章京相当于守备。九年，增编蒙古八旗，设官与满洲八旗同。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又增编汉军八旗，设官与满洲、蒙古八旗同。因此，在入关前夕，清朝在关外，已有满、蒙、汉军共24旗，兵额达10余万人。各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旗籍的，均有军籍。当时，各旗主即为一旗之长，身兼行政长官与军事指挥官双重责任，组织比较单纯，指挥也比较灵活有效率，令行禁止，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但应指出，这种严格地按照不同民族组成不同军队的原则，虽然各旗在编制形式上大体相同，但它们的兵源、待遇以及在政权内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不相同的。满洲八旗是清代军事力量的核心，蒙古和汉军八旗始终处于附庸的地位。在满洲八旗中，又以正黄、正白、镶黄为上三旗，名为天子亲军，可以入充侍卫，其地位更在其他五旗之上。清统治者是有意按民族分差别组建成等级地位不同的军队，借以加强控制。
清自入关以后，正规军有两种，一种是原有的满、蒙、汉军八旗兵；另一种是绿营兵。在兵源上，八旗兵是世代军籍，绿营兵是由招募而来的。在理论上，在八旗内部仍然保持着“人尽为兵”的制度。但由于入关后八旗子弟繁衍甚多，而各旗的军额却有一定的数量限制，故此，只能按照兵种类别和规定的额数，在旗下各佐领所属人丁内挑选一部分入伍，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军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为“余丁”。“余丁”仅能领一份钱粮以维持生活，不能领全份军饷。“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被挑选为“养育兵”，亦即预备兵。在绿营方面，它的编制基本上是沿袭明代而来的，初时多是入关后改编的明军和新招的汉人部队，以后补充的兵员则是由应募而来的，是一种雇佣兵。
在编制上，八旗兵又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禁旅”，是八旗兵中留驻京城的部分，是禁卫军性质的部队。在这支禁卫军中又可以分为郎卫和兵卫两种。郎卫又称亲军营，主要负责保卫宫廷和作为皇帝的随从武装，是皇帝身边的亲军。郎卫俱由领侍卫府统辖，全部官兵都是从正黄、正白、镶黄等所谓上三旗的人员中挑选的，由这三个旗各派二人为领侍卫大臣以率领之。兵卫主要负责卫戍京师的工作。在兵卫中又分护军、骁骑、前锋、步军各营。又在各营内（包括亲军各营）挑选更精锐者编为神机营、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等特种兵。这些特种兵都受过专门的训练，配备有当时最锐利的武器，清廷企图不断以新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来加强自己的亲军，作为王朝的基本镇压力量，不但用以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和畿辅地区的稳定秩序，亦用以镇慑其他各军。
驻防八旗是清廷分别派遣在全国各地的武装力量。驻防制度是与清朝的军事征服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满族在向外扩张的时候，每得一地，总要留一小部分军队来驻守，用以确保占领并监视当地的人民。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后，陆续派军队驻扎在保定、德州、江宁、济南、太原等地，遍及于全国务冲要大城。另外，在盛京、北京、江宁、杭州、成都、广州等地设驻防将军，负责统辖本区内的八旗部队，集中较多的军队作为控制各地的据点，遇有什么警报，便于就地迅速镇压。正因此，驻防各地的旗军就必然处在同当地人民对立的地位，对于人民的压迫和拢害比一般军队更甚。但另一方面，清王朝对于驻守在各地的八旗军也是不放心的，它最惧怕驻防八旗与汉族人民在长期共处当中会被自然融合。因为由一个人口较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对全国以汉族为首的人口众多、又富于反压迫传统的各族人民实行统治，本来是不容易的。于是清朝统治者便从维护统治及其狭隘利益出发，制定了许多限制驻防各地的八旗军和当地各民族之间交往的规定。一方面，一再鼓励他们保持“国语骑射”的习惯，定期演习考试，以保持武装镇压的力量，抵抗融合的自然趋势：另一方面还规定，旗人不许与当地各族人民通婚，旗人子弟不许在驻地应科举考试，甚至规定驻守各地的八旗军及其家属必须与当地人民分界而居，另立“旗城”。最初还规定，连驻防官兵身故之后，也必须把骸骨运回北京埋[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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