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是长征时期我党、我军出版发行的唯一报纸，是最早通过报纸媒体正面报道长征的原始党报军报——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党我军创办发行党、政、军的“两报一刊”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时，其他两份报刊因故先后停办，《红星》报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是唯一用报纸媒体正面宣传和记载长征历史的党报和军报（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事史论》，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该书只注页码），该报对长征历史作了最早的原始记载。

    一、对长征重要军事作战的原始记载

    红军1935年1月1日至3日突破乌江天险，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1月15日出版的《红星》报对突破乌江战斗作出三个层面的纵深报道：第一个层面是在题目为《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的“前线通讯”中，详细报道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第二个层面是总结出这次战斗的三点成功经验：一是战斗动员充分，经过全团班以上干部会、小组会和各兵种的分别讲话，提高了全体战士的战斗情绪；二是干部以身作则，一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正华、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等干部率先乘船过江；三是火力能和运动配合，轻机枪炸弹能适当使用。第三个层面是褒奖作战有功人员、激励红军继续英勇作战。该期报纸刊登《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见诸该报的强渡乌江战斗英雄有：一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正华、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青干钟锦文、二连二班长江大标等20多名干部及战士（第214—215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于1935年2月24日至3月1日接连取得占领桐梓、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等胜利，取得歼灭和击溃敌王家烈、吴奇伟等部队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的战绩。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果，该胜果使毛泽东一扫长征以来的沉闷心情，兴奋不已、诗兴大发，即兴创作《忆秦娥·娄山关》庆贺胜利（曲爱国著：《长征记》，第119—124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出版）。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指挥的《红星》报发表《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一文，对红军上述作战作如下记载：“我中央红军之一部于廿四日占领桐梓，击溃柏辉章之白军。廿五日我军夜袭娄山关，击溃王家烈部之三个团。廿六日，王家烈以主力四个团增援，反攻娄山关，又被我军击溃，死伤狼藉。我军乘势猛进，廿七夜攻夺遵义新旧两城，守城之敌五个团大部消灭，王家烈夺路逃去。廿八日我军与敌增援之吴奇伟纵队之五十九、九十三两师及王家烈残部共八个团遭遇于遵义城南，又将该敌全线击溃，大部消灭，溃散残敌分向仁怀、贵阳逃窜，我军猛烈追击，残敌溺死乌江无数，其不及渡江者全被我军俘获。”（第217页）。

    二、对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原始记载

    红一、四方面军是在不同地区、由不同领导者创建的，这使长征前红军内部上至个别高级领导人（如张国焘）、下至基层官兵，思想上存在某些山头主义思想，搞好我军内部团结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一项大事。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星》报从长征专号第20期到第26期，连续7期用大量篇幅为两支红军会师营造团结的舆论氛围。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0期发出号召，要求红一方面军“各级政治机关即行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时的联欢晚会”，要广泛“征求剧本、山歌、诗歌备联欢晚会之用”。接下来长征专号第21期又发表《伟大的会合》的社论，指出两军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希望“我们每个部队都要准备着，在与四方面军亲爱的弟兄们相见时，举行大规模的以至各连队的联欢会，和交换战斗的经验，使这一个会合，不仅政治上大大提高全体红色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并且达到提高作战经验与军事技术的目的。”为加深红军两支部队的相互了解，该期报纸还整版发表《向全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引者注）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从红四方面军的产生、反“围剿”的胜利到长征以来的胜利等6个方面，向红一方面军官兵介绍红四方面军情况。随后长征专号第22期又开辟出《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两个对等专栏，对两支红军各自辉煌历史和主要亮点作出对等介绍。

    《红星》报还在两期从两个侧面入手，分别报道红军两支部队会师后官兵互赠慰问品的情况。长征专号第22期在《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一文中，报道红一方面军所属的“坦克”部队、“太阳”纵队等部队为慰劳红四方面军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的感人事例。而长征专号第26期又发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报道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热烈的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文章记载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捐赠的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慰劳品的情况是：三十一军组织的慰劳品，就有衣服四百九十五套加十九件下装，草鞋一千三百八十六双，毯子一百床等；九军组织的慰劳品，汗巾二百零三条，袜子三百五十七双，皮衣四十七件，香皂两块等；四军组织的慰劳品，草鞋一千二百三十六双，单衣一百九十一套，袜子六百九十双等；军需处组织的慰问品，棉大衣一百七十九件等。在作出上述报道后《红星》报发表评论指出：“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野战军（指红一方面军——引者注）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将依靠着这种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战,不断的取得伟大的胜利。”（第222—224页）。

    三、对长征途中军民关系的原始记载

    长征的胜利须臾离不开人民的支持。鉴于长征途经的许多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红星》报把宣传我党民族政策贯穿于长征中军民关系建设之中。1934年11月4日，《红星》报发表《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的社论，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敬爱。进入云贵川后，《红星》报既刊登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的文件，又发表《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文章，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损害群众利益。长征进入彝民聚居区后，《红星》报又发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等社论，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紧密的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周围”。并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群众,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

    红军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极大地鼓舞了遵义地区仁怀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仁怀县群众掀起拥护红军、主动慰劳红军的拥军热潮，对此《红星》报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作出如下报道：“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穷)人的军队，不拉伕，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第225—226、218页）。 （赵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