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700余座，垃圾箱4000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173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为解放台湾练习游泳 四万战士感染怪病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175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后来出任上海长海医院、长征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115个县区，患者人数600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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