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户沦为无地的佃农。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
民心的丧失
病态政治与苛捐杂税带来的是官民的离心离德，最终将明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当民生难以为继之时，民众自然而然地将生死置之度外。崇祯年间，明王朝沉疴已极，又逢旱灾、蝗灾、瘟疫齐袭，官府疏于赈灾而急于苛敛，导致民变蜂起。加入起义队伍的除了农民，还有过去的明军士兵和一些文人。内外交困的明廷，为筹措军费支出，加派“三饷”，无异于饮鸩止渴，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了反抗队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到京师被大顺军攻陷之时，除了东南沿海一带，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被义军所席卷。
即使是起义未曾涉及的地方，民众也普遍对明王朝失去了忠诚。这一点或许有人会举出江南人民抗清的事例加以质疑，但应当看到，除了史可法在扬州领导的抵抗，江南大多数地方的抗清活动都并非发生在清军占领之初，而是在顺治二年五月“剃发令”颁布之后。江南人们所捍卫的，并非明王朝的社稷，而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人伦信仰。后人所谓的“反清复明”，多数要恢复的是汉族的政权，而非朱明的统治。反观清军入关后，迅即昭告天下，豁免明末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加派，并规定清军途经之地当年田赋减半，清军未途经的归顺地方当年田赋减1/3，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税赋予以豁免。在占领南京后，清廷重申了减免赋税的措施。清廷的这一举措让普通民众得到了实惠，对于广大人民接受、服从新政权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不仅是民众，明朝众多的官僚也最终抛弃了明朝。崇祯末年，明廷内忧外患，财政捉襟见肘，明思宗动员朝臣献产助饷，内阁首辅魏藻德竟表示家无余财，群臣亦多虚与委蛇。崇祯十六年清军入关，内阁首辅周延儒出京督师，竟滞留通州，终日饮酒作乐，并频频假传捷报。首辅如此，上行下效，明朝地方官员在农民军或清军兵临城下时，或弃官遁走，或开城投降，鲜有尽职坚守者。明思宗临死前在袍服上大书“诸臣误朕”，而明臣面对崇祯帝遗体，“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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