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思维清晰耳朵也不背,但他和外人交谈仍有障碍,需要由儿子半诱导半转述地进行回忆。
“要不是因为挨着公共租界,有个大煤气罐,日本人早就用上重武器了。我们就完了。因为怕打到租界,他们使不开。”61岁的长子王家宾再一遍地转述:“当年我是机枪射击手,河南的老刘是装弹手。突然他不装了,我喊老刘你怎么了,回头一看,他脑子让日本人的子弹给打开了……”
这个头顶微秃的退休工人,说起抗战史尤其是淞沪抗战,头头是道且顺理成章。王文川“成名”后,全家出了好几个自学成才的抗战史专家。长女王秀英的记忆是“王府井书店挺好,可以不花钱随便站着翻,就是抗战的书太少”。
发生在1937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了国内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包括王文川在内的“八百壮士”登上了他们人生的最高峰。接下来,他们成了租界里的明星,上海市民追捧的对象。
相关历史资料记载:上海沦陷后,坚守四行仓库的孤军服从命令,在租界调解下进入孤军营避难。大批上海市民蜂拥而来捐款捐物,大学教授义务教战士们文化知识,学校女生来为他们表演话剧,出租汽车公司来为他们免费培训……甚至有精神苦闷的社会青年专门来孤军营朝圣。
“我这辈子,最光荣最值得回忆的就是那四天,在上海,打仗。”王文川一字一顿地回忆说。
当着记者的面,王家宾找出一支口琴,让父亲吹了一支曲子,并且解释说:这是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送情郎》,是他当年在孤军营里跟来访的上海市民学来的。
从“奴隶”到中尉
四年的“明星”经历后,王文川的人生随着时代迅速经历了一次由最高峰到最低谷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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