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钊看来,日方学者中倾向以细节否定主流的现象较为普遍,两国学者因此交锋的情况很多:
围绕东京大审判
日方学者:东京审判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程序不严谨,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值得怀疑。
中方学者:东京大审判不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只是对战争做一个清算,对日本军国主义做一个清算,从而让日本得到新生,东京大审判实际上是日本清算自己过去、开创自己未来的重要转折点。
围绕日本侵华战争
日方学者: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断续性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等是偶发性的,日本的对华军事行为只是对中国事态的被动反应。比如“九一八”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日本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受到侵犯,所以关东军采取了保护行动。
中方学者: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殖民朝鲜半岛,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日本策划的一系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下的必然产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主动进攻的姿态。
围绕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日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
中方学者: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是反日,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266个,其中跟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仅约60个。“宣扬万里长城有什么反日的?”
……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评论说,日方学者总是惯于以细节回避应该承担的道德和责任。不过,邱震海也认为,专注细节、慎下结论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也是日本学者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相比而言,中方没有那么严谨,在有关战争的历史交锋中,中方往往拿不出精确的细节、数据和各种材料。
步平坦承“有被日方抓住小辫子的时候”,但这不是中国学者不严谨,而是中日两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战争时期确实没有人口统计等数据材料,“非要我们拿出几十年前战争时代的数据,那确实是拿不出来了。”
日本模糊历史观背后
据与会专家透露,中方学者狠狠批判了日本模糊的历史观。对此,邱震海视之为“日本民族的精神缺陷”。
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光田明正把此归结为“日本的文化”。光田明正教授说,日本国民善于忘记,不会分析,“一般来说,日本国民也知道对华战争是侵略,也说日本有责任,但认为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战争的责任,因为战争中杀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光田明正教授正在曾遭受美军原子弹轰炸的长崎出差。他说,日本国民对原子弹的认识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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