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婚的过去和现在，实际上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历史，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最初，一张桌子、一张床，成为军婚的物质象征，随后发展为穿衣柜、高低柜、五斗柜等24条腿，接着又演变为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老四大件和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新四大件，渐渐又升级为成套电子产品、有房有车的物质追求。婚礼也由一袋瓜子、一把糖的分享形式，走向宴席婚礼、集体婚礼和极具个性化的旅游婚礼等等。战友间表达祝福的方式，也从凑份子演变成送红包送贵重礼品等各种形式。这些均一一折射出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精神追求的自由浪漫。可以说，婚礼的变迁表明一种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步。

张文荣、黄曼玲 [图片来源：解放军报]

    50年代：一张合影定终身

    ●新郎：张文荣——原解放军报社记者、编辑

    ●新娘：黄曼玲——原部队文工团员、高级教师

    刊登在文上的这张照片，是我跟爱人黄曼玲1954年照的。那时，我们恋爱一年多了，正准备结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影，是特意到照相馆拍的，隐含的意思是很深的。当年，我还不太会用语言表达求婚，有了这样一张庄重的合影，双方心里就都清楚了：我们已把命运结合在一起了。从此，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境遇，夏天的泥泞，冬天的冰雪，我们都要一起高高兴兴地过一辈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跟随全国人民一起，意气风发，战天斗地，走过了那个奋进的年代，艰辛的年代，后来又是学雷锋的年代。我们有了两个男孩，老大叫张雷，老二叫张锋。这是生活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

    我们生活中的暴风雨，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1970年，我被错误处理，开除了党籍，复员回乡。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次强烈的震动。但在我俩之间，并未激起什么风浪，很快就平静下来。像往常我遇到困难时一样，她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我们马上开始筹划未来的生活。

    考虑到社会环境还不很安定，我们决定暂时过一段两地生活。当时正值北京一些部属高等院校下放搬迁，我爱人所在的北京水利水电学院，要搬迁到河北省磁县岳城水库，我就把她和孩子随学院送到了新校址。学院在英烈村分给她两间小平房，是修水库时民工住的。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毕竟是安下了一个家。生活的甘苦，亲人的悲喜，将从这里伴随我们走向未来。

    从岳城水库回到北京，我就扛起行李，带上新买的半导体收音机，回到我离开23年的故乡——黑龙江省绥棱县，在县木工厂当了一名五级工。开初，工人们看我孤身一人回来，还曾有过善意的流言：老张忒惨了，爱人不跟他回来了，孩子也不给他了，一个人打光棍，日子可怎么过啊！后来，见我每周有一封家信来，有时还收到邮包，每年按期休探亲假，我爱人还专程来看望过，大家明白了：他们的两地生活，是精心安排的。

    1973年，我的错案得到了纠正。我重又回到党的队伍，穿上了军装。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北京。

    今天回想起来，我能平稳地走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有两个精神支柱支撑了我。一个是坚定的信念，我肯定自己的问题是个错案，总会有组织出面纠正的那一天；另一个是我有一位同甘苦共命运的爱人，有个温暖的家。每当我春节回家探亲，远远望见村里的炊烟，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我的家啊，我的亲爱的人，我的骨肉，我的希望……这一切，正随着袅袅的炊烟，向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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