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杨十三。照片提供：杨小冀

    在北京一座古旧的四合院里，记者见到了杨十三的大女儿杨效昭。9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只是有些耳背。好在有杨十三的曾孙杨小冀陪同，协助交流。虽然从没见过曾祖父，但在老人们的讲述里、在不断地探寻中，杨小冀早已把曾祖父的一生都铭记在心。

    杨效昭早年参加革命，是八路军总部的医生，朱德等八路军著名将领都曾经是她的病人。但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上至将军下至士兵乃至普通百姓，她都同等看待。她最初学医是父亲的决定，父亲一句“学好了给人民办点事儿”成了她一生的追求。在记者离去时，老人拉着记者的手，嘱咐记者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风雨过后，当年的很多事老人都已淡忘，甚至对曾经在天津的住所记忆都不再深刻，可有那么几个片段，却似斧凿般刻在了老人的心里。

    上阵父子兵

    放假回家时，杨效昭就成了杨十三的联络员，不仅负责给生活困难的同志们送钱和米面，更重要的是以出诊看病的名义传递情报。把情报放在随身的药箱里，外人也不会起疑。送情报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对暗号。杨效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跟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接头。

    “家有传染病人吧，得住院。”

    “没钱住院，你给看看吧？”

    “看看也行，但看不好。”

    于是，杨效昭顺着话头就进屋了。

    每次接头暗号都有不同的版本，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至今，杨效昭还记得父亲向她交代接头暗号的情形——杨效昭坚持说自己不懂传染病，杨十三无奈，只得说：“你这么说就行，人家怎么问你就怎么回答……”

    说到对暗号的经历时，老人爽朗地笑了，仿佛刚讲了一件童年趣事。记者却笑不出来，在那个笼罩在恐怖下的城市里，有那么一个父亲，为了他的信仰，为了更多人的幸福，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家，一起送上了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近五十的杨十三四处奔走疾呼“吾侪与敌决战之期至矣，吾愤累年，誓当以死报国”，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并以自家为联络点，与好友洪麟阁、连以农等共谋光复冀东事宜。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产，典卖了老家的土地，又动员亲朋好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1938年7月，杨十三带领由杨效贤、杨效昭、杨效棠等子女和河北省工业学院学生组成的“工字团”参加了抗战，和李楚离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 “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

    年近五十投笔从戎，战场上每每冲在最前面的杨十三，总是牵动杨效昭的心。她同时放心不下的，还有留在天津的母亲。

    母亲被叛徒出卖给“宪兵队”

    杨十三带着年长的孩子们奔赴抗日前线时，司湘云带着年幼的孩子留守天津，继续关照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司湘云识字不多，但认得杨十三的笔迹，只要看到他的条子，诸事尽力。杨十三牺牲后，司湘云则以李楚离的字条为准。

    冀东大暴动后，因叛徒出卖，司湘云陷入了危险之中。

    “日本宪兵闯入家里的时候，母亲机智地拽下床箱上的被子，把妹妹藏在被子底下。她被宪兵队捉了去，上了电刑，日本人还放狗咬她抓她。”杨效昭曾见过母亲身上被狗抓伤的痕迹，提及那段历史，淡定的老人眼中满是泪水，“但是即使是和那个叛徒当面对质时，母亲也不承认她为地下党工作，并一口咬定不知道父亲和我们的去向。”

    日本人无奈，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想法放走了司湘云，但要求她随传随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湘云几乎日日被传唤。每次她去宪兵队时，人力车夫总是不要钱，并会一直在外面等她出来；还有一次，日本人逼问她家里人的去向，她受刑不过时，居然有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来到宪兵队，自称是她的大儿子，和她一起受刑……那时候司湘云就知道了，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