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迟到捡回一条命

    天气不错，顺着漫天的朝霞望去，航线上晴空万里。在印度北部的汀江机场上，坐在机舱里的大胡子机长斯罗德仰头看看天，然后冲还在地面上检查起落架、只有２４岁的副驾驶汤奇挥挥手，示意他马上登机，又扭头告诉后座的报务员陈哲生：“我们准备走。”

    陈哲生把货物检查单递给地面人员，顺势把汤奇拽上来。舱门关闭那一刻，他笑着对站在地面送行的“中航”地面勤务组长陆唯森说：“咱们下午见！”陆唯森点点头，顺势对陈哲生伸出大拇指。那是飞行员们常用的动作，意思是准备好了，可以起飞。

    Ｃ－５３运输机的螺旋桨开始转动。这时，陈哲生突然拍拍机长斯罗德的肩：“等等，昨天搭飞机一起过来的潘先生还没来呢。”

    斯罗德回头向机舱看了一眼，指着愈转愈快的螺旋桨，大声道：“我们先走吧，让他搭后面的飞机，我担心一会儿天气要变。”

    在跑道尽头，斯罗德按下通话器开关： “塔台，７２号请求起飞。”得到许可后，飞机像一匹撒欢蹦跳的小马驹一样，敏捷地驶入滑行道，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轰鸣声腾空而去。

    被７２号机甩掉的那位是“中航”报务员潘志诚，因为前一天晚上太累而睡过了头。等他抱着降落伞跌跌撞撞跑来时，站在停机坪前的陆唯森告诉他，２０分钟前，７２号已经离开。看到潘志诚一脸懊丧，陆唯森安慰他说，后面还有６４号机，马上也要回昆明。

    ６０年后，潘志诚老人告诉我：“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上了６４号机。哪想到，竟阴差阳错地捡了条命。”

    最后的电报只有几个字母

    也许是离昆明太远、也许是因为出现无线电“屏障”，昆明巫家坝机场并未收到７２号机最后发出的电报，而是由设在前方的地面导航台收到的。时任值班员的徐承基老人说，当时的无线电通话范围不过方圆５０公里，过了这个距离，只能用电报联络，每到一个检查点，机上报务员就把飞机的方位、飞行状态、离两端机场距离告知地面。

    老人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其他飞机都在地面装卸货物，空中只有７２号机。他刚给昆明发完气象报告，马上就要关机，“突然，耳机中传来一声‘尖叫’，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尖叫，而是声嘶力竭的几声‘嗒嗒滴滴’，如同溺水者发出的呼救。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Ｚｅｒｏ（指日军的战斗机）！”

    徐承基说，敌人是突然出现并发起攻击的，７２号机的报务员抢着发出电报，只来得及拍发出那几个字母，然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白雪皑皑的山谷中，一架涂着“膏药旗”的战斗机疯狂地吐出火舌，Ｃ－５３拖着长长的黑烟、翻滚着向万丈深渊跌去……

    “惨啊！”回忆起往事，老人们都唏嘘不已。“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走直线危险，但没想到小鬼子居然会追出这么远拦截。如果不是７２号机报务员陈哲生在最后时刻还恪尽职守地发出电报，咱们还不知道小鬼子空军已经进驻缅北重镇密支那，开始拦截所有发现的运输机。哎，陈哲生那人好啊，那年才二十一二，要不是他，说不定还有谁会被击落。之前还好好的，几个小时后，人就这么没了。飞机残骸、机组尸骨，至今都不知道在哪儿。”

    中国抗战惟一的物资通道，再度面临严重威胁。

    为了前线　航线被迫拐弯

    ７２号机被击落后，“中航”马上下令，所有飞“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不能再走密支那的边上，航线要向北移，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要多辽阔有多辽阔，随便飞！

    航线因此拐了一个大弯，飞行距离达到１２００公里甚至更远。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遭遇敌机，不在“驼峰”上空截，就在两边端点附近拦。前线也越来越吃紧，交通部发来的电报称，此时在一线作战的相当一部分官兵还在穿草鞋；９６００人的一个师才有２０００支步枪，其余只能用木棍，即使有了枪，每人也只能保证２０发子弹。

    采访中，很多老人都指出，小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就是倚仗更强的单位战斗力。据他们估算，日军的一个大队（相当于营），战力大概和中国军队的一个师相当。抗日名将宋希濂将军也承认，一名日军的战斗力等于７到８名中国士兵。抗战期间，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就阻击中国军队一个连的行动，简直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都是两条腿的人，凭啥差这么多？不就是装备不行、给养不够吗？

    装备、物资、给养，全都依赖“中航”，依赖“驼峰航线”。

    ７２号机被击落，空运又不可能停下来。“中航”再度做出决定：从即日起，货运航班全部改为夜间飞行。（刘小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