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与下马，中央分成了两派

    1960年的11月，张爱萍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爱萍回忆说，政治局开会，有些人提出上马，也有些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再加上建国刚开始不久，我们的工业还落后，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干不成，所以要下马。又不能不搞，又说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几个元帅。

    如果将争论的双方划成阵营的话，军方的态度是鲜明的。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陈毅针锋相对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不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这样的话在没饭吃的年代，并不难理解，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刘少奇则建议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据张爱萍回忆，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代调查任务。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愿意掺和。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先就考虑到张爱萍有可能拒绝，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级陈毅出马点将？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找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

    这次调查回来之后，张爱萍当然要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的态度同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样很坚决。他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这份名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长达五千言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得出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判断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对各部门的投入之外，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报告说，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报告的效率为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