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曾著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著作的杨奎松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成果之一。他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的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1942年7月21日，周恩来应邀见蒋，双方谈得较为融洽。蒋介石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国民党也在谋求改善两党关系。除了新疆盛世才的突然转向，刺激了蒋对中共的走向寄予了某种期待以外，这也是受新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场这一重要事件的影响，必须要稳定国内政局，取得美、英的进一步信任，以促使其在中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出于这一原因，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同志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得知蒋介石已同意约谈，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他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
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毕竟你死我活斗了这么多年，双方仇恨甚深，对于毛泽东亲赴西安见蒋一事，中共中央内部就放心不下，难以通过。消息传来后，虽经反复讨论，毛泽东自己亦有所踌躇，故不能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复电周恩来称:“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然而，隔了一天半之后，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认为自己应当见蒋。因此再电周要周不要将前电告蒋，如蒋约定时间，即可电复。但对此，周恩来也颇不放心，劝毛暂时不要出来，并称已经向蒋说明情况，先派林彪见蒋。对此，毛泽东仍旧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得知蒋将要动身后，毛电告周称:“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但是，周恩来这时因不摸蒋介石的底，仍坚持认为毛泽东此时见蒋无益，故劝毛此次不必表示见蒋愿望。毛泽东为此再度复电，具体说明了他的观点。称:“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然而，周恩来还是坚持己见。他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在于:(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故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特别是一旦届时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对此，毛泽东虽认为不无道理，却仍主张:(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惟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CC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三)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四)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因此，毛泽东此时事实上仍旧准备见蒋，只是看林彪见蒋的结果而已。
林彪代毛重庆行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林彪说，“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至于将来社会条件如何成熟，是否需要社会革命，此完全为将来未定之问题，也许为吾人今身之所不克亲见”，故“今后如能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则将来国共两党也许可以合而为一”。基于此，林彪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林彪同时指出:“中国地域辽阔，万一内战不能避免，则我回旋之地，绰有余裕，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国经济，尚在自给自足时代……我到处可以种棉织布，生产稻麦，虽至山地，亦有包谷可食，故就经济条件言，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总之，无论就中国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
15日，张治中约林彪和周恩来商谈。林彪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对于此次谈判的具体要求，即“三停三发两编”(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发药；同意共产党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编新四军为十八集团军之一个军)。张治中当即打断话头，要求共产党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说什么如果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为好；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其实，在这时，中共中央为谋求缓和，谈判方针与此前已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国民党方面在具体谈判条件上，显然比毛泽东这时所估计的要苛刻得多。正如其联络参谋陈宏谟等此时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时所表示的，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而不在于是否承诺战后照皓电要求集中。因此，周恩来等根据各种情报得出如下判断:“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唯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
一次失去的机会
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并首先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这就是: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毛泽东并且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在中国，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况且共产党人相信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12月1日，毛泽东更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共产党的积极反响，同样颇为国民党方面所重视。在蒋介石通过情报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上述态度后，也迅速做出反映。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说明: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地解决。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他相信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于共产党方面所提军队数目，乃至其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等，明显的有不同意见，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央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对取消新四军问题则绝不让步。甚至当林彪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竟断然予以制止，称:“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
其实，国共之间此时的分歧与以前并无二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并未丝毫改变其必欲于事实上取消共产党之军队、政权的目的。所谓对共产党“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产党“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破坏统一”的前提之下，并非只要共产党撤离某些地区或将军队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况且，在一党专政的理论熏陶下，相当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亦难以忍耐，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要求自然只能拒之于千里之外。
1943年1月9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林彪，称其干部会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较远。会议多数意见主张共产党交出军队，但多数也知道如此目前不能做到，故最后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周恩来、林彪当场解释说，四项条件与《中央提示案》精神并无不合者，所谓距离亦仅军队数目与移动时间而已，但张治中表示不能同意。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僵硬，显然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也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周恩来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答以何、白皓电精神为谈判基础，并非估计他们条件可接近，目前可解决，而是为了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一方面套出他们的具体条件，使林抓住此条件返延，另一方面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由于看来“目前条件不会接近”，周恩来显然不得不开始计划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此次谈判了。对此，中共中央也自然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只是，在中共中央2月初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仍旧表示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为此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显而易见，这种让步绝不是国民党人所能够接受的。
这样一来，国共此次谈判事实上尚未展开即告失败。随着何应钦前去印度，两党接触也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并且通过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解决。故在3月何应钦回到重庆后虽于28日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却丝毫不想解决问题，就连周恩来等提出是否以《中央提示案》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也不置可否。双方的商谈一时竟变得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了。
此后，随着5月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更估计共产党将陷于严重困难，故而更无意于与周恩来等谈判解决种种问题。6月4日，张治中干脆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国共两党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接洽与谈判又被迫中止了。很难说这不是一次双方协议的机会，只是它被国民党方面轻轻地放过去了。（新星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