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曾经多次遇刺。1931年夏，在“中国暗杀大王”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陈成潜入“夏都”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而未中，蒋惊魂逃命，逃过一劫。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乘中央委员集体合影之际，南京晨光社记者、爱国热血青年孙凤鸣拔枪行刺。由于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出场照相，结果汪精卫成为刺杀对象，身中3枪倒地。1961年，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花费黄金几百两雇请杀手赴台刺蒋，由于警卫事先警觉，刺杀未遂，蒋介石再次幸免于难……

    这些“刺蒋”案，已经屡屡见诸刊首报末或各类传记中，从而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但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所谋划的一个“刺蒋”计划却尘封已久，鲜为人知。至今只在青年党主要领导人的回忆文章中略有提及，笔者有幸在扒梳史料过程中得见，故略费笔墨叙述之，以飨读者。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青年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党派，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在大革命中依附军阀，阻碍革命。抗战胜利后又和国民党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在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只有青年党和国社党参加“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后随国民党逃至台湾，成为“花瓶”政党。就这样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这么近的反共党派，怎么会计划去“刺蒋”呢？青年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派？曾琦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什么要去“刺蒋”？后来为什么又改变计划去刺杀鲍罗廷？刺杀结果又如何？

    第三大党 反共先锋

    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1924年10月10日，该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揭橥“国家主义”，故时人亦称之为“国家主义派”或“醒狮派”。青年党人自己则在1929年8月公开党名以前，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5年10月）的名义活动。

    青年党人素以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起的“第三大党”自居。1932年12月，中国青年党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现在的政党，虽已将近十数，然举其大者，则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共产党实鼎足而三。”1946年1月，民盟开会讨论政协名额问题，青年党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在会上直言不讳地声称青年党为“第三大党”，9个政协名额中必须要有5席。从事实上来看，青年党党组织确实颇具规模，其组织遍布于欧、亚、美三洲及国内各省市，在欧洲，德、奥、比、瑞、荷、英等地均设立了支部，巴黎则是青年党最早的总部所在地。在美洲，青年党员谭敬之、林冠雄等数十人在纽约成立青年党驻美总支部，出版《侨声日报》。在香港也成立支部，出版《探海灯报》、《香港时报》。在国内，湖南、四川、湖北、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苏、天津、武汉等省市均建立了省（市）党部和基层党部（1925年，由于国内党务的普遍发展，总部迁至上海，巴黎另成立驻欧总支部）。

    由于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故这几个省区的组织尤为发达。四川更是青年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四川青年党组织进行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青年党有党、团、社三级组织。入党者须先入团，入团者须先入社。团、社组织也相当发达，比如“社”，就有国魂社、狮声社、惕社、自强社、华声社、光国社、起舞社、国光社、新民学社、浙江青年社、爱国青年社、国铎社、孤军社、独立青年社、华魂社、江声社等二三十个团体。

    青年党的具体党员人数，据曾任青年党内务部长的一个青年党员回忆，1930时约有党员1万人。到抗战时期，党员仍有增加。1939年张君劢、曾琦致函蒋介石，称：“以目前实况论，青年、国社两党人数，除留居川省者外，其散居国内外者，尚不下数万余人。”抗战胜利后，青年党迅猛发展，青年党人自称有党员30万。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省青年党员数有2万余人，团员1万余人，但湖南的党务之发展在全国只占第五位。关于上海的情况是“青年党近在沪积极吸收党员……预期在本年上半年度在沪吸收4万新党员，而在整个东南地区则可有十万人参加。”由此推断，青年党人自称有30万之众并不为过。考虑到青年党还有数目庞大的各级团员、社员等准党组织，则其影响和数目更非今人所能想到。如此说来，其“第三大党”的地位确实名至实归。

    曾琦，字慕韩（因慕宋朝宰相韩琦之为人，故名），别号愚公，党号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曾琦早年曾在广西、四川等地求学，后又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接受了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国家主义思想。1923年12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自任总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学校、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此其间，曾琦积极宣扬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力量在东北及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活动。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51年卒于美国。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的。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利权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却进一步觊觎、侵占中国的蒙古，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