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编者

    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其实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当时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而且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数百公里，国民党军沿河陈兵、布防严密，并提前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走。

    为什么中央红军处境更为险恶却能绝处逢生？只是依靠好运气吗？将两军作一历史比较，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谁的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在怀疑和猜忌中，石达开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谋士、元宰张遂谋向他进言：“王得军心，何郁郁受制于人？中原不易图，曷不入蜀作玄德鼎足之业?”石言听计从。1857年5月，石率部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行程数万里，历时6年到达四川腹地。而清军正是摸清了石达开的意图，设下口袋阵，致使石部全军覆灭。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实事求是地说，“北上抗日”在长征初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红军一直处于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转移到适合生存发展的新的根据地去。这种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新的根据地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区域较大，便于机动；第二，人口较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三条理由固然不错，但其实还有两点没有点透：其一，在两至三省的交界处，处于军阀割据的“三不管”地带；其二，离苏联近，便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最初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变为黎平会议后的川黔边地区，遵义会议变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乌江后改为川西，两河口会议改为川陕甘地区，俄界会议改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榜罗镇会议改为陕北。经过6次变化，终于锁定陕北，并且只有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较好的落脚点后，才能腾出手谈抗日问题。尽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针对长征的胜利还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同你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谁的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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