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即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的判断和认识有密切关系。
日本局部侵华与西北后方根据地的筹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的局部侵华和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在其日记中即表达了迁都西北、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考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并在四届二中全会上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经营,并一度形成开发西北的热潮。
但是,选择西北地区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事实上,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也不利于作为抗战陪都和后方核心基地。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阀也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蒋介石对此也并不满意,从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经营西北的同时,蒋介石即已开始关注尚未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四川。
西南政局变动与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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