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我是中学毕业。”“小谢呢？”“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我灌输革命道理。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黄赤波、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王芳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