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

　　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加上“丑陋”两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如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是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难免手足无措，于是复制类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