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是，当时英国兵力严重不足，80万军队除本土外，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等地区，没有更多的部队到越南参战，而且它也看到朝鲜战争的结果，不愿意再搞一个“朝鲜战争”而将自己陷身泥潭。

　　英国人想闹点独立，但又不敢闹大了，毕竟英国人还背着美国人的债，而且经济虽有好转，但跟美国还是无法相比。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种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为没有搞好跟中国的关系，而陷入战争当中。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死心塌地的跟美国人走，对中国十分的敌视。

　　这些意见分歧和不同的考虑问题的角度及方式，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摇摆不定，用当时宦乡的话说，就是“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不可能断然的好，也不可能断然的坏。”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代表团确定了会议期间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几点方针：

　　1.不急不断。

　　2.不跨大步也不停步不前。

　　3.求同存异。在求同方面，能让步的就让一点；在存异方面，不能让的就坚决不让。

　　4.要解决一些小问题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中英间存在的大大小小问题有数百个)。

　　5.态度要温和，以婉转说理代替严词责骂。

　　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也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破自朝鲜开战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而且特别希望能通过-关系的改善，来促进双方的贸易。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在建国之初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也要开始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

　　关于这一点，在解密档案中记载的宦乡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把房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现在房子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而且日内瓦会议召开后的形势大大开展，要关门也关不住了。

　　4月30日晚上，周恩来应邀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宴会，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应邀出席。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和艾登见面。

　　席间，大家先就朝鲜问题、印支局势等交换了一下意见，接着，话题转到中英相互承认的问题。

　　艾登抱怨说：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所以两国的关系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恩来反驳道：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是在宴席上，还有莫洛托夫在旁边，大家没有再争论，艾登打圆场说，还是不要影响了大家的胃口。

　　初次接触，双方还比较愉快，为后来的交往开了个好头。

　　艾登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他前前后后在英国内阁中任职20多年，这其中有10年是出任外交大臣，还有2年担任英国首相。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看上去老成持重，一派绅士风度，但同时又不乏英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

　　自从这次交往之后，周恩来和艾登多次互访，虽免不了交锋，但双方表现得都十分友善，有人说，艾登是来“花山别墅”最多最勤的人。这是后话。

　　6月1日晚上，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交谈的重点是中英关系。

　　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来？

　　本来中方就有争取派人到伦敦的考虑，现在既然对方先提出来了，周恩来则当即表示，可以派一名官员以代办的身份在伦敦，商谈双方之间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当时考虑到，如果只是派个谈判代表，职权太小，不足以适应双方关系发展的需要；互派大使又时机不成熟，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派代办比较合适。

　　艾登听了，很是高兴，接着话题转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结，对中国的立场艾登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此时他却故意装糊涂，他说：

　　“我真不懂，您为何对参加联合国还是那么有兴趣，联合国真是一个找麻烦的地方。在联合国外才消遥呢！”

　　周恩来一笑，也话里有话地说：

　　“你认为我们对参加联合国是那么有兴趣吗？正如你所说的，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在里面。”

　　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不要以为你们把中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中国就过不下去。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有一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

　　艾登当然明白周恩来话的意思，便不再多说。

　　宴会当中，艾登三次谈到他很想去中国，说他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也深感兴趣。在座的英方人员除了他以外都去过中国，因此，为了对自己的教育作用，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周恩来表示很欢迎他到中国去看看。

　　最后，艾登说，邱吉尔首相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问候，他说，邱吉尔的夫人正在日内瓦附近养病，邱吉尔可能会路过日内瓦去探望他的夫人，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邱吉尔很想跟周恩来会见。

　　这次跟周恩来的交谈给艾登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

　　这是一个愉快的、也是必要的活动。我怪他没有派代表驻伦敦，他表示愿意派一个人去。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得稳重而又坚定。他说话力求含蓄，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艾登同时还记述了到周恩来的“花山别墅”作客的情景：

　　中国人被安置在一个极好的别墅里，比我们的更加宏伟、壮丽。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相持不下的交换意见之后，我站起来要走时，我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周恩来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他的国家的艺术对他的客人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的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

　　对中国政府派代办去伦敦的事情英国本来表现得很迫切，可是，当双方已经原则上谈妥了之后，英国人又磨蹭起来。

　　6月9日下午，宦乡跟杜威廉会见。

　　这时候杜威廉提出，由于中国派驻伦敦的这个官员身份特殊，无先例可寻，英国外交部正和其他方面研究，采取什么方法解决他的外交豁免权问题，因此，建议双方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向外公布。

　　宦乡说：“上回艾登外相和周恩来外长不是商量好了吗？是一个‘中国的杜威廉’驻在伦敦，他的外交身份、地位和应享有的权利，同你完全一样。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公布与你们对外交特权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上，英国人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情况是，当时英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分歧较大，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存有误解和疑虑，这些自然影响到英国政府最后的决断。真就像前面宦乡说的，“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

　　为了摸中方的底牌，英国派出各个层次的人员到日内瓦，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正好给了中方打消英国人的疑虑和消除误解的机会。其中，周恩来同英国前工党贸易大臣威尔逊的会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谈了四点意见：

　　1.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改善中英关系；

　　2.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英国应当承认。不过，中国也体谅英国的困难，不要英国负完全责任。

　　3.封锁、禁运应当解除，不过这不能完全怪英国，也不会以此作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前提条件。

　　4.马来亚是马来亚人自己的事，中国不会干涉。

　　威尔逊把周恩来的表态带回英国，打消了不少英国人的顾虑，为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16日，宦乡和杜威廉会面。

　　杜威廉说，当天早上，艾登外相已经通知周恩来外长，英方同意中方派代办常驻伦敦。杜威廉建议双方发表一个公报，宣布这件事情。英方想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半，由议员在议会下院向邱吉尔首相就中英关系问题提出质询，邱吉尔宣布公报。

　　宦乡表示，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当天晚上，双方商定，中英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下午三点同时发表公报。

　　中方将通过广播宣布，而英国人则由首相邱吉尔在议会下院，利用回答议员对中英关系进行质询的机会，来宣布公报。

　　公报非常简单，就一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当天，周恩来向中央报告：

　　我方既已决定派遣代办身份的外交人员驻在伦敦，其任务虽仍包括进行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因此对英国驻北京代表亦须承认其为代办身份或其同样有处理英国在华的侨务和商务的任务。

　　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

　　7月6日，周恩来在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之后回到北京。

　　两天之后的7月8日，杜威廉向周恩来递交了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首任驻华代办的委任书。

　　随后，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国代办。

　　经过认真的准备，10月27日宦乡抵达伦敦，并于11月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递交了委任书。

　　中英两国关系进入“半建交”阶段。以后双方关系历经波折，直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才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本文节选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