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婴逆鳞”现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虽然儒家强调的“天命”、“礼法”、“纲纪”具有理论上与制度上的神圣权威，但君主的个人意志却支配着-运作的实际过程。西汉司法要臣杜周就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也指出，“法者天子制之”，“法者天子操之”。这些看法正是君主专制特征的本质反映。在当时，“唯君是尊”始终是神圣的国家-原则，君主的个人意志最终是衡量-意见的主要标准。在此情况下，士大夫阶层的“谏议”、抗争难免要与君主个人的独裁意志相抵牾，即便是比较开明的唐太宗贞观年间，“谏议”也是以君主引导为前提的。难怪著名谏臣魏征要对唐太宗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像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鼓励进谏、虚心纳谏外，大多数君主都唯己是尊，独断专行，对“逆耳”之言、鲠直之士难以包容宽忍，谏官也多半“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就连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也感叹：“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由是，“谏议”也就常常流于形式，成为虚假的“摆设”。在谏议制度十分完备的北宋，就有大臣力陈这一弊端：“台谏之臣，或稍迁其位，而阴夺言责；或略行其言，而退与善地；或两全并立，苟从讲解；或置于不问，外示包容。使忠鲠之士，蒙羞难退。”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识时务，冒死进谏，也就必然要历劫“婴逆鳞”的人生悲剧，轻则革职下狱或流放，重则丧命刀斧。西汉时，周亚夫、申屠嘉、王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要臣名士，均因谏诤而遭到迫害。东汉初，光武帝迷信图谶，决策多疑，给事中桓谭进谏，认为此乃“诡误人主”的“群小之曲说”。光武帝闻后不悦，在灵台问谭：“吾欲谶决之，如何？”谭因劝阻而险些丧命，后被贬出朝廷，郁闷而死。北周宣帝为阻止群臣规谏，“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抄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唐初，高宗以皇后无子而欲立武昭议，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以有悖人伦而以致笏殿阶、叩头流血之举来竭力谏阻，但结果是被怒驱出宫并贬官降职。

随着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固，“婴逆鳞”的悲剧越到后来越悲壮。明朝君主为显示君威，滥用严法苛刑，辅之以厂卫制度，谏官惨罹杀戮之祸者无算。明初，太祖为使臣属绝对听命于己，常对直谏之士无情杀戮。御史王朴与其争是非而被冠以“诽谤”罪名处死，大理寺卿李仕鲁推崇朱熹理学，劝太祖摈弃崇佛之举，并以辞官力谏，也被杀于宫中。明太祖还首开在朝廷上公开鞭笞直言大臣的“廷杖”，不少人被抽得皮开肉绽，当场毙命。在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