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持人质、以人质的生命相威胁，以求达到某种目的，这样的犯罪行为，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古人称之为“劫质”。出于打击、防范此类社会犯罪的需要，国家有必要制定出专门的法律条文。较早的“反劫质”立法，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前期就已经以相当成熟的形态出现了。

读前几年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在《二年律令·盗律》中，赫然有这样的内容：“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及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相与谋劫人、劫人，而能颇捕其与，若告吏，吏捕颇得之，除告者罪，有（又）购钱人五万。所捕告者多，以人数购之，而勿责其劫人所得臧（赃）。所告毋得者，若不尽告其与，皆不得除罪。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偏（徧）告吏，皆除。”仔细研读，这一立法很有深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首先，它对“劫持人质”之罪的惩罚是极为严酷的。触犯此罪者，包括只是有此图谋而尚未实施犯罪者，都要处以磔刑———尽管都是死罪，但它要比弃市、腰斩更为酷烈；而且案犯的妻子也要被株连，罚为刑徒。其次，为了防止群体性的劫持事件发生，立法导入了“离间”之术，鼓励劫持者的同伙自首并检举其他犯罪者。赏格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免罪，可以得到高额的赏金，可以不追还在劫持中所得的赃物；但是对同党举报不彻底的，则不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