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免罪的优待。再则，对各种知情不报的人员按照“与劫人者同罪”的罪名加以严惩；而对于在劫犯离去一天之内，知情者自行捕捉案犯、或是向官吏举报者，则予以免罪的宽大处理。
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年律令》，是吕太后当政时期实际施行的法律条文之中的一部分，其中应该包含有汉高祖刘邦开国过程中陆续颁布的律令在内。汉初的立法，为何对“反劫质”如此重视？形成了如此严密的打击与防范并重的法律体系？以下的推测，也许不无道理。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曾经遭遇过两次“人质劫持”事件，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刺激。一次是在楚汉之争胜负决于须臾的关键时刻，项羽将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置于肉案之上，胁迫刘邦归降。刘邦在无奈之下，只好以“无赖”手段回应：“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一心争天下的刘邦，当然不会为了顾及父亲而束手降敌，所以，如此答复确实不失为急中生智，得以保住了父亲的性命。但刘邦的无情本色也暴露无遗。对刘邦而言，这是无法掩饰的道德缺陷。另一次是项羽将刘邦部将王陵之母拘押为人质，意在胁迫王陵叛汉降楚。深明大义的王陵之母，在送别汉军使者时，哭泣着说：“为老妾语陵，……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当即伏剑而死。项王在盛怒之下，竟然烹煮了王陵之母的尸身。王陵之母的慷慨就死，固然破解了刘邦、王陵面临痛苦选择的难题，但是，由此造成的心理冲击是相当沉重的。因为刘邦与王陵的关系特殊，他们不仅是同乡，刘邦在起事之前还曾经以兄长之礼尊事王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陵母子的选择，固然不失为遵守君臣伦理的楷模；但对于刘邦而言，也难免承荷着一份人情账。
以上两事，可以视为刘邦痛恨“劫质”行为的心理根源。由此推测，“反劫质”的立法出现在刘邦在位时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以立法手段严惩“劫质”，不仅可以适应打击犯罪以稳定社会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刘邦借此声讨项羽“恶行”的心理需要。
令人奇怪的是，汉初实施的“反劫质”立法，到西汉中期之后，却不为人所知了。“劫质”罪案时有发生，未闻案犯被处以磔刑；甚至以“反劫质”著名的官吏如赵广汉，在办案的过程中，闭口不谈《二年律令》的相关规定（参见《汉书·赵广汉传》）。他们似乎根本不知晓这一法条的存在。原因何在？不妨提出这样的推测：汉文帝时期为了安抚周勃、陈平等“诛吕安汉”的功臣，在改革刑制时，有意将汉初的“反劫质”立法予以废除。因为周勃、陈平等人在诛灭吕氏的过程之中，非常不体面地使用过劫持人质的手段。原来，深谙宫廷政治奥妙的吕太后，在其晚年，费尽心机安排了身后的人事格局，目的在于防范功臣集团的异动，以保住吕氏的政治地位。她以吕氏核心人物吕禄、
产分掌军政大权；并令吕禄为上将军，直接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因此，两支京师禁卫军队全部控制在吕氏手中。当时，周勃、陈平等大臣正在暗中筹划铲除吕氏，而吕禄掌握着对北军的控制权，成为大臣们最大的顾忌。周勃身为太尉，却“不得入军中主兵”，没有北军的支持，以特殊手段收拾吕氏的计划就无法实施。这批老谋深算的大臣，就想了一个“劫持人质”的计策。原来，大臣郦商，一直与吕氏交好，他的儿子郦寄与吕禄更是相交多年的好友。周勃与陈平设谋，派人劫持了郦商，胁迫其子郦寄与密谋者合作。为了保全老父的生命，郦寄只好背叛了自己的密友，受命前去欺骗吕禄。他声称只要吕禄交出兵权、退守封国，就可以与其他大臣和好，享受“高枕而王千里”的所谓“万世之利”。吕禄过于相信这位挚友，便交出了兵权。随即，周勃得以进入北军，发起灭吕之兵（《史记·吕太后本纪》）。郦寄本人因此蒙受“卖友”的丑名，而周勃、陈平等人的“劫质”之举，显然也不是光明正大的行径。汉文帝是这次宫廷军事政变的最终受益者，为了照顾周勃、陈平等人的面子，只好淡化“劫质”的罪条，以至于相机加以废除了。如此推测，或无大错？当然，惩治“劫质”的行为并没有中止。人们对“劫质”的惧怕和憎恶，同样是由古及今不会改变的。（孙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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