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上海事变”、“日文报载此次上海事变，据美国人调查所报告闸北、虹口方面之损失……”（见1932年2月18日《申报》）。当年日本的上海居留民团还特地编了一本《上海事变志》。此后，也见国内有称“事变”的，而称作“九一八事变”，但很少见于标题，直到临近“九一八”周年时，才偶见于标题；此时更多的是称“九一八国难”。而日本此时积极筹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在外交文件及文章中不断叫嚣着“满洲事变”。“九一八”一周年时，我举国哀悼“九一八国难纪念日”；而日本却大肆庆祝“满洲事变勃发纪念日”。随后，日本对中国的每次侵略都称谓“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卢沟桥，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称“支那事变”（参见日军制的“支那事变纪念”章照片）；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第二次上海事变”。

　　不知何故国内也渐渐开始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作为这些历史事件的专用名称。只不过在“事变”前冠以事件发生的日期，取代了地名。这也符合情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永远不应忘记这些惨痛的日子；而日本侵略者炫耀的是铁蹄践踏的征程。但是，当时愤怒的中国人民万万没料到，日本侵略者将赤裸裸的入侵称为“事变”，隐藏着别有用心的阴谋！

　　二、“事变”的词义辨析

　　对于日军预谋的屡次侵略战争，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竟然都称其谓“事变”，令人费解，有必要对“事变”的词义作番赘述和探究。

　　专用名称“九一八事变”是个偏正结构的固定词组，前一成分“九一八”作为偏部，是限制后一成分正部“事变”的，“事变”一词是正部，是整个专用名称词义的基础，是其本质所在。何谓“事变”呢？1915年至1933年版的《辞源》称，［事变］：“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这是当时对“事变”的解释。而把外来侵略称谓“事变”的典故，史籍罕见。史载只有“陈桥兵变”、“城市民变”、“祺祥政变”、“商鞅变法”、“戊戌变法”等等，均是国内政治事件。对于外来侵略如戚继光御倭战争、荷兰侵占台湾等都未见“事变”之称。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略东北时期，“事变”词义概念，充其量是指：重大非常的变异，不测事件或重大的突发事件而已，没有侵略战争的概念，更无被侵略的含义，词义中没有褒贬的含义；是个中性词。

　　再看当时日语中“事变”的含义。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谓：ジヘん（即じへん）［事变］（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从中可见，当时日本方面使用“事变”一词的理念。以辞见意，侵略者竟然将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镇压暴乱，把中国视作置于他们统辖范围之内。显然，“事变”一词体现不出侵略战争的性质，更反映不出中国被侵略的客观事实。

　　所见现代的汉语、日语辞典，将“事变”的解释作了修补，日语辞典战后增加了一条“国家间不宣而战”的义项，只不过是欲盖弥彰。汉语辞典引入了“七七事变”为例，这是延用抗日战争时期的习惯称呼，习而不察所致。今天的词义解释不能替代当时的理念，更不能作为评价历史的依据。

　　作为被侵略的中国，当时居然不作斟酌推敲，也应着侵略者自称“事变”，似乎表现出一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窝囊。这与当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无关系，招致相沿成习，习焉不察。此节则另文论述。

　　或许有问，对已经约定俗成的专用名称进行咬文嚼字有何意义？一词之差有何弊端？这一问题，历史让侵略者给我们上了一课，然而我们（包括笔者）却鲜有人知。　　

　　三、“事变”：日本战犯狡赖罪责的借口

　　1945年，历史为日本侵略者敲响了丧钟，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以东条为首的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了审判。日军的侵略暴行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尽管理屈词穷，他们仍然诡辩狡赖，竟称：对我国的侵略是“事变”，“战争法规不适用这一敌对行为”。尤其，中日双方都称此为“事变”，似乎捞到了救命稻草。但是，当战犯们站到国际法庭的被告席上，在垂死狡辩的同时，撕破了伪装，自我暴露了内心的天机，道出了他们称谓“事变”的真实意图，诠释了“事变”一词的真正含义。只需读一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如下内容，即一目了然。

　　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

　　日军的首脑者认为这个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p.479）

　　日本军部主张说：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同上，p.482）

　　因为日本政府把中日战争正式称为“事变”，把在满洲的中国军队看作“土匪”，所以陆军拒绝给战斗中被俘虏的人以俘虏的资格和待遇。据武藤说：在一九三八年已正式决定，依旧称中日战争为“事变”，并以此为理由，依旧拒绝将战争法规适用于这次的纷争。而东条也对我们作了同样的供述。

　　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都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所实行的所谓“膺惩”战争，即自一九三七年在卢沟桥所爆发的敌对行为。日本将中日战争作为“事变”处理的这一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过。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中，正像陆军大臣当时所说的一样，只有在“事变”的规模达到了需要宣战程度时，才能认为设立是适当的。日本政府和陆海军，虽然组成了完全的战时态势，但依旧把中日战争作为“事变”来处理，并借此而蔑视了战争法规。（同上，p.483）

　　据武藤说：“对于所俘的中国人应否当作俘虏处理，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一九三八年终于决定了不把被俘获的中国人当作俘虏处理；因为中国的战争虽说事实上是战争，而公开的则称之为‘事变’。”据东条供称：这是事实。（同上，p.539）　　

　　上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文字，是根据被告的供词、证人的陈述和日本官方的秘密档案文件，对日本的侵略历史所作的有力揭露。这份国际历史文件，代表着国际观点和法律的裁决，决非个人的一家之说。

　　综上所述，“事变”一词已经超越了其语词本身的范畴，涉及到当时日本的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各个领域，成了当年日本对华的基本国策之关键词。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其一，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其二，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日本以太上皇自居，把中国当作他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所以这种“敌对行为”仅是“纷争”，而称谓“事变”。

　　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

　　尽管已经习以（不曾约定）成俗，但这决不是默认错误，回绝历史真相、甘受屈辱的理由。鉴此，我们再也不能以讹传讹。我相信，人们一旦知晓上述隐秘之情，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同意再用这掩盖侵略、辱我中华的“事变”一词。（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