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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的称呼 源自土著人对外来移民的俗称

    正统年间也是“主户少而客户多”。由此可见,赣、汀二州操客家话的人在明代大量迁入粤北、粤东,并在梅州形成一个聚居区。于是,明代在客籍区新增设长宁、永安、连平、和平、大埔、平远、镇平等县,加上梅州、兴宁、龙川、河源、始兴、英德、仁化、长乐(今五华)等县,构成了近代广东客家人聚居的分布格局。

      深圳客家人的形成

      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前,深圳居民主要由广府人和客家人组成。广九铁路以东,主要是客家人;广九铁路以西,主要是广府人。这种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

      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占据辽东的满清政权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带领下,突然入关,长驱直入,占领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郑成功等拒绝清朝的劝降,率领水军,发挥海战优势,多次对清朝发动进攻。清政府认为,郑成功的水师得力于沿海人民的支持和接济,因此,于1655年下令“禁海”,1600年,又强迫沿海居民“迁界”。

      禁海迁界的主张,电视剧《康熙王朝》描写成福建总督姚启圣提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是由郑成功的降将黄梧提出的。黄梧是福建平和人,替郑成功镇守海澄,1656年投降满清。当时,黄梧向朝廷提出《剿灭郑逆五策》,其中一条是“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另一条是,“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竖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禁海迁界令下达以后,清朝委派四员满大臣到江、浙、闽、粤四省监督执行,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掌握尺度有差异,大抵江浙稍为宽松,福建较严,广东最严。最初以距海20里为界;又认为太近,再向内缩20里;仍认为太近,又内迁10里。“凡三迁而界始定。”迁界时,官府动用军队,强行毁坏田舍、村镇、城廓,居民限期搬出,违者以军法论处。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界内,越界者死。沿海地带人民被强行赶出家园,一迁再迁,数十万群众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禁海迁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打击了台湾郑成功势力,另一方面,也给清朝沿海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沿海农业生产、渔盐采集、对外贸易都遭到巨大的破坏。迁界前,新安县人口6851人,盐丁3818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11652石;迁界后,新安人口2172人,盐丁127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2837石。1667年,国家将新安县并入东莞县。

      1668年,广东巡抚王来任视察沿海地区,看到流民颠沛流离,几次想向中央报告,要求撤消“迁界令”,直到去世前才写成《展界复乡疏》。康熙皇帝看到报告后,即派人赴广东调查巡视,准备开界。当时,两广总督周有德得知朝廷意图,立刻巡行界外,所过地方宣布开界。免除赋税,官给耕牛,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1669年,重新设立新安县。

       

      新安县是最早复界的县份,但是,展界之后,回到原籍的居民非常少,1671年,从东莞、归善等地迁回新安县的原住民为3149人。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省出台地方性优惠政策,明确移民垦荒边界,减轻移民负担,资助移民生产,对于招垦得力的官员,给予升职奖赏,鼓励居民大量迁往展界区。从这时起,大批的客家人从惠州、兴梅地区纷纷迁来深圳龙岗、坪地、坪山、坑梓、横岗,开始了深圳客家人的创业史。大万村的曾姓也就是在清康熙年间从五华迁来坪山的。

      为何称他们客家人

      “客家人”的称呼,首先出现在清代复界区,源自土著人对外来移民的俗称。清代康熙八年(1669年),广东沿海地区开始复界,但效果不好,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采取措施,大量招垦,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广州、肇庆等地区,他们大多来自粤北、粤东山区,存在共同的语缘一致性,在与土著杂居的环境中,这些移民因语言与土音不同,而被土著称为“客家”。

      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粤西鹤山、高明、开平、恩平等地外来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人之间由于语言风俗不同,土地之争,发生“土客大械斗”,死者达数十万人,引起朝廷高度重视。因为客家人处于劣势,部分外来人又回迁兴宁、梅州。这样,反而加强了客家原聚居地民系的凝聚力。客家人终于勇敢地称自己为客家人了。

      解放以后进行的土改,使耕者有其田,客家人跟广府人的土地之争不复存在,较好地消除了两者的裂痕。暨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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