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曾说：“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城县志》载：“诸葛亮先世诸(县)人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吴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云：“禅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但百姓皆传相告：葛氏之所为也。”这些足以证实诸葛氏本为葛姓。
不过，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这位卧龙先生拉上那么一点儿关系。我老家在许昌长葛，这里曾是上古之时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为葛天氏后裔。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谐部落，被古人称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这还是一个善于舞蹈的部落，《吕氏春秋》中记载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自谓为“葛天氏之民”，可见与古人拉关系，不是我的专利。
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夏代葛国君主，因放纵无道，被商汤杀掉。“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亡之后，葛国后裔便以国为姓，传至秦末，有陈胜将军葛婴，有功被诛，至汉文帝时被追录为诸县侯，其子孙迁移至阳都时，为与阳都当地的葛姓相区别，就使用了“诸葛”这个复姓。
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是汉司隶校尉，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在东汉末年作过泰山郡丞(相当于先现在的副市长)。诸葛亮少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
诸葛亮一家在曹操与陶谦的大战中失散。当时比较安定的地方，一个是江东孙权的属地，一个是淮南袁术的地盘。哥哥诸葛瑾带着继母一起跑到江东，后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与鲁肃一起在孙权身边做了一名宾客，而诸葛玄则带着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术。诸葛玄是袁术称帝后任命的“伪豫章太守”，还未等他到任，东汉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经到任，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阳投奔他的故交荆州牧刘表。但刘表“心多疑忌”，且与袁术为争南阳多次激战，因此对诸葛玄的到来颇多猜疑。不久，诸葛玄在郁郁之中病逝(《献帝春秋》说诸葛玄死于建安二年正月)，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后来便离开襄阳，北行于南阳卧龙冈定居，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诸葛亮在徐州还有个从弟诸葛诞，在魏国享有盛名。诸葛诸昆仲之中，诸葛亮、诸葛瑾及诸葛诞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评价。“家兄江东闻，从弟中原达”，但诸葛亮却在南阳卧龙冈上躬耕陇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的通达，真是不同凡响；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八年居此南阳安
曾有人说，东汉末年南阳是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隐居于此，如何不惧兵火战乱。即便是诸葛亮居此无恙，但刘备与曹操却是冤家对头，他怎么也不可能到敌占区的南阳三请诸葛亮，这无异于蹈虎狼之穴或者说自投罗网。事实真的如此吗？
建安二年(197年)从父诸葛玄死后，17岁的诸葛亮只好离开襄阳，在南阳卧龙冈躬耕自食，与烟波钓徒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才出仕于刘备。在这十年时间里，干戈扰，兵火连绵，南阳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建安元年(196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来到南阳，未几死去，由其侄张绣带领其众，屯驻宛城。翌年正月，曹操击张绣至宛，张绣投降，旋因曹操强纳张济之妻，张绣举兵复叛，被曹操击败后，逃奔于穰(河南邓县境)，与刘表合势。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198年)三月，曹操围张绣于穰地，四月，“田丰劝绍(即袁绍)袭许(河南许昌)，操解穰围而回”。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河南镇平东南)。建安四年(199年)冬十一月，张绣皈依曹操，跟随他北上攻打袁绍。袁绍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不得不兔搏狮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顾，盘踞于荆州的刘表趁机攫取了南阳。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破袁术于官渡(河南中牟)。六年，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河南息县)。刘备投奔刘表，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七年，曹操击袁绍子袁谭、袁尚于黎阳(河南浚县)，“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叶县当时属南阳郡管辖，在南阳以北200里之遥，可见南阳已在刘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203年)八月，曹操“征刘表，军西平”。
西平在南阳东北数百里，揆诸情理，曹操攻打远在荆州的刘表，至少应把兵力部署在南阳以南至汉水北岸地区，而他只到了西平，联系他前几次攻打张绣均是到宛、至穰的情况看，足以证明南阳周围已为刘表所控制，他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从此之后，他有好几年未再征伐刘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总戎南征。适逢刘表病故，九月，他到达新野，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顺利进军江陵(湖北江陵)。从曹操的活动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张绣归降后，曹操四处出征，戎马倥偬，先是破袁绍，接着又攻打袁尚、袁谭，建安十二年又北征乌桓，到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虽一度攻打刘表，驻到西平便返旆(pèi)而还，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腾出手来，再次南征刘表。
从建安四年至十二年这八年时间里，曹操忙于征伐，对南阳实在是有心无力，距南阳最近的刘表，当时“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趁机问鼎南阳，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
诸葛何时离襄阳
诸葛亮在其叔父病殁时才17岁，尚不到弱冠之年。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本应照拂朋友之子，何况他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刘表到底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其岳母与刘表的后妇蔡氏是同胞姐妹，刘表是诸葛亮妻黄氏的姨父，刘表子刘琮又娶蔡氏侄女，诸葛亮之妻与刘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这种背景，刘表仍然不能任用。
刘表在东汉末年是以“八顾”之一著称的，但他心胸狭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如“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别驾韩嵩探查曹操虚实，刘表反疑韩嵩通敌，欲杀韩嵩，赖其妻蔡氏说项，才囚而不诛；祢衡为当时名士，刘表不能用，便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结果为黄祖所杀。又如庞统、马良、马谡、杨仪、杨等，后来都成了刘备的谋士或战将。
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经成名的大家，不屑于那些崭露头角的“小荷”，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却视而不见的情况。当时襄阳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石广元等，当时都很年轻，也都没什么名气，因此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草庐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庞统的叔叔)、司马徽(诸葛亮的老师)等人对他的影响。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词：“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tè)间其中者。”(和洽语)
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诸葛也不会选择刘表。于是，诸葛亮选择了离开襄阳，时间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这个时候，南阳已经结束战乱，安定下来。
他这一走，却给后世走出了许多纷争，许多纠葛。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