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宦官制度。由此而至清末，宦官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兴盛与顿挫相互更替的三个阶段：

　　(1)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东汉时期为高潮。

　　这一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基本确立，有关宦官的机构设置及选用、赐爵、秩俸、升迁、管束、赏罚等各项制度也渐次成熟。与之相联系，宦官人数迅速增加，宦官阶层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部分宦官地位上升，跻身于官僚行列，进而使之同时具有了君主家奴与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力量，宦官集团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务，并因此与外廷官员产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操纵国柄的现象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危害逐渐显现。其结果则出现了东汉末年朝廷官员与内廷宦官的长期争斗，宦官势力伴随着东汉的灭亡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2)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唐朝时期为高潮。

　　自东汉末年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宦官势力在分裂割据与王朝更迭频繁的情况下虽几经浮沉却绵延未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新的发展。在这期间，北魏王朝的宦官势力曾一度兴盛。不仅任职范围大大突破了传统的限制，由奉侍帝王的内廷官职扩展至外廷朝职与军职，而且常常能够把持乃至专擅朝政，恰如《魏书·宦官传序》所言：“魏氏则宗爱弑帝害王，刘腾废后戮相，其间窃官爵，盗财赂，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何可胜举？”其原因则大致与北魏政权的迅速“汉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北魏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汉族-体制，并连同与封建专制密不可分的宦官制度接受过来；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鲜卑贵族的抵制，而在推行汉化政策迫切需要大批人才的前提下，君主极易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投向既了解汉族-体制，又比较信任的“家奴”。另外，北魏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及母后临朝局面的出现，也为宦官参政敞开了方便之门。至北魏末年，贵族尔朱荣发动兵变，将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连同被其宠信的宦官及公卿百官二千余人一起诛杀。这是继东汉以来，宦官势力遭到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

　　隋唐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建立后，宦官制度的发展又走上了如同东汉王朝相类似的老路，但其体制更趋系统完备，势力更为猖獗。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内廷宦官与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之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后期的-危机。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途。

　　(3)自宋元而至明清，以明朝时期为高潮。

　　自五代十国而至宋元时期，宦官虽然也较多地参预政务，但就其发展情形与干政的严重程度看，远逊于汉唐。进入明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又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等几方面言之，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从明初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直至晚明的“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以及依附于宦官的“阉党”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大致也显示出宦官势力在明代已经全面地介入到国家-、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明代宦官专擅朝政局面的出现，严重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进程，以至于清初统治者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

　　清初统治者从明朝的宦官之祸中汲取了教训，连续不断地发布一系列有关严厉管束宦官的敕谕，进而对传统的宦官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形成了严禁宦官干政的“祖制”、“家法”，并大力裁减宦官人数，尽量压缩宦官机构，明确管理宦官的法规条例。这些措施在清朝统治前期曾起到明显效果，但随着后期“母后垂帘”局面的出现，宦官又获得了干预朝政的有利契机。安德海、李莲英等上层宦官借当政母后之势，颐指气使、权势熏天。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此时已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渐趋深入人心，宦官当政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基础。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宦官制度终于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摘自《阉宦》作者：于云瀚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