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恭亲王的曾孙，爱新觉罗·毓却未能出生在这所本该属于他的恢弘王府内。他1923年出生的时候，大清王朝已经不在。毓的父亲小恭亲王溥伟当时为策划“复国”早已离开恭王府，先是迁往青岛，后定居在大连附近日本人为他修建的临海楼房里。毓就出生在大连，“我现在籍贯就说是大连”。早在1921年，溥伟和二弟、著名书画家溥儒将恭王府府邸部分的“产权证”——内务府发给的王府“龙票”——以8万银元价格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1923年，罗马教会兴办的辅仁大学通过教会之间的关系，用108根金条获得了其产权，并在1937年收回此处房产，将府邸部分作为女子学院。同年，居住在王府花园中的溥儒也以10万银元的价格将花园卖给辅仁大学。至于恭王府内除字画之外的所有设施、器具，则早在1912年就被溥伟几乎一次性卖给了日本商人。毓说，溥伟亲笔手书的“静观”二字，也是当时在青岛写给一个日本人的，此人后来把这幅字带回了日本，多年后这个日本人亡故，其妻想找个装裱师装裱一下这幅已经破碎的字，装裱师表示自己力不能及。“这个女人一想留着也没有用，就把这幅字送给了装裱师，那是在日本福冈。”毓说，“巧的是这个装裱师认识我，他把这幅字又送给了我，最后我捐给了现在的恭王府。”

　　如此算来，这幅王府主人曾经的墨迹在数十年后回到了王府。而毓本人也是在数十年后，因王府的修缮得以第一次踏入。清末最后几年，满清王族在突然失去经济来源后，几乎所有王府都迅速败落而纷纷被转让。毓的父亲溥伟当时其实还拥有殷实的家产，据说拥有的各处地产价值上百万两白银。与清末其他王爷相比，恭亲王及其子孙可以说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一支。慈禧和光绪皇帝死后，溥伟就和当时的摄政王载沣（醇亲王）合谋诛杀袁世凯，图谋清廷中兴。载沣和溥伟等人当时曾决定，由溥伟带着由咸丰皇帝御赐的金桃皮白虹刀实施诛杀袁世凯计划。然而亲袁派担心“北洋军如果起来造反怎么办”，最后清廷采纳了张之洞的方案，将袁世凯“放虎归山”，溥伟在北洋军包围恭王府等清廷宗社党人的宅第的情况下，被迫逃亡青岛。

　　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在1925年他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后迁往日本使馆，溥伟还曾专程前往天津，给他“请安”。11年后的1936年8月，溥伟在长春病逝。13岁的爱新觉罗·毓在母亲带领下，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携带当年溥伟准备用来刺杀袁世凯的那把御赐金桃皮白虹刀，以及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紫宝石黄丝腰带等三件家传御赐宝物前往长春，追随末代皇帝溥仪。“有一天，溥仪把我和跟我一块儿读书的学生叫到缉熙楼西头的书房，让我跪下来，然后宣布赐我袭爵，希望我向老一辈恭亲王一样，不辜负祖先嘱咐。全部仪式就是这么简单。”毓回忆说，多年后，他曾悔恨自己当时年幼，只知追随逊帝而与母亲多年音讯隔绝。

　　溥仪所说的老一辈恭亲王，最早的那位就是毓的曾祖父、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奕。奕虽在继承大统的争夺中败给了他哥哥、后来的咸丰皇帝，但是文武双全的他却是当时清朝内最为能干的皇室人员和朝廷要员。然而从奕到溥伟以降恭亲王家族成员的努力并未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清亡后尚拥有百万家财的溥伟反倒为“中兴”清朝皇室而散尽了家财，包括这座家族世居了87年的恭亲王府。相反在什刹海隔湖相望的醇亲王府，当年曾与溥伟谋事的醇亲王载沣却走了一条与溥伟全然不同的道路。

　　醇亲王府原为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府第，被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正是明珠的儿子。明珠家族的府第在清末成为声势显赫的醇亲王奕和摄政王载沣的王府。之所以说地位显赫，乃是因为醇亲王府在清末先后出过两个皇帝，光绪和宣统。醇亲王府也因此两度成为“潜龙邸”（意思是这里住过一条“潜藏着的龙”，也就是皇帝。）不过最初的醇亲王府位于北京城西南太平湖畔，后来才搬到什刹海现址。

　　当最后的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被立为皇帝后，载沣成为清廷的摄政王。当溥伟力主杀死袁世凯时，载沣却在最后关头听从他人意见放弃了此举，最终将袁世凯放虎归山。宣统以后，本来下定决心要除掉袁世凯的载沣最后未能如愿，他也曾对此事深表后悔。

　　高巍说，与溥伟相反，当清朝两百多年江山完结时，身为摄政王的载沣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可以回到位于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家中享受天伦之乐。长期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方彪先生说，辛亥革命后，当时许多满族贵胄跑到醇亲王府找载沣主事，要求关闭城门杀汉人，然后退回山海关外老家，利用日本人的帮助重建大清国。但这些荒唐建议都被载沣坚决拒绝。方彪说，溥杰曾经说，载沣训斥这些人“想让满族断子绝孙”。不但如此，当载沣的儿子溥仪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后来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载沣也多次拒绝溥仪的邀请，闭门读书、不参与复辟。

　　1925年元月，一辆黑色汽车驶抵王府门前，王府上下纷纷传言说，“夺取大清江山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看王爷来了！”“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到推翻了满清之后，马上把口号转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高巍说，“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孙中山前来拜访失去了江山的摄政王，这真是不同凡响的事情。”载沣把孙中山引入宝翰堂内，分宾主落座。对于载沣来说，他最担心的是怕因为同意宣统皇帝退位，从而被满清遗族指责断送了大清江山。孙中山则在谈话中持相反态度，他称赞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监国摄政王一职难能可贵，认为载沣的举动是顺应大势。孙中山还提到1901年时，载沣年仅18岁，就以光绪皇帝御弟的身份，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赞扬他在那样尴尬的环境中，还能做到不卑不亢，显示了智慧和辩才，在屈辱中保持了一份尊严。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北京病逝时，有一张照片一直摆放在他书房正面的书桌上，那张照片后面是这样的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这张照片正是那次会谈中孙中山赠给他的，被他一直珍藏。

　　当北京各王府纷纷被典当易主时，载沣的人生选择似乎也决定了醇亲王府相对平稳的命运。高巍记得50年代他在北京西板桥小学读书时，学校的总务主任金友之老师，正是爱新觉罗·溥任，宣统皇帝的亲弟弟，醇亲王府的四少爷。“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有部队强占房屋，毁坏古迹。此时偌大的醇亲王府内有很多空房，让醇亲王一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据说蒋介石曾经下过手谕，禁止部队占用学校房舍，以免有辱斯文。载沣听说后决定办一所小学。考虑到学校离积水潭（净业湖）不远，就用‘净业’的谐音，在1947年开办‘竞业小学’，地点就在醇亲王府内，董事长正是当年的醇亲王、摄政王，金友之老师的父亲载沣。”

　　竞业小学此后迁往醇亲王府的家庙。1949年9月，载沣将醇亲王府出售给国家重工业部所属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并将家中文物书籍赠给北京大学，还在1950年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解放前，几乎所有王府都被私人收购或者被国民党政府占用。解放后，北京王府中唯一被国家收购而非接收的，就是醇亲王府。”高巍说。蔡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