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INDENT: 2em">不仅如此，文帝死后，作为黄老之学的-代表，窦氏紧紧把握着西汉国策的取向，在景、武两朝儒道之争的过程中，重重打上了她个人的印记。
景帝时期，尽管在治国思想上仍崇尚黄老，但新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影响日趋强大。这里，不拟缕述其深刻的原因，但必须指出，此消彼长已是历史大趋势。然而，由于“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汉书·礼乐志》)，便以母后的威严与地位，千方百计给予阻挠与扼制。一方面，她严厉惩治任何试图动摇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人和事。据《史记·儒林列传》，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学者黄生辩论汤武革命，景帝命“学者无言汤武受命”，正是慑于窦氏的思想倾向与-压力，巧妙地把棘手的争论挂起来。其后，学者们不敢再涉及这一论题，也透露出窦氏压制儒家政策的-威。当辕固当面鄙斥《老子》书是“家人之言”时，她怒不可遏地命他与野猪搏斗，藉此警告那些摇撼黄老统治思想的企图。另一方面，窦氏以母后之尊，迫使“帝(景帝)及太子(即后来的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绝不容忍最高统治集团在治国思想上有丝毫摇摆。从景帝表面上让儒道两家停止汤武受命的争论，暗中却在保护儒家及其论点，以及窦氏命辕固与野猪格斗时，景帝认为他“直言无罪”而借兵器给他，可以看出，景帝貌似公允，实际却在偏袒儒家。不过，只因窦氏的存在与干预，终景帝之世儒术之士才蓄势待发，“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
武帝即位后，儒道之争进入白热化的决战阶段。其时，不仅武帝本人雅好儒术，即位伊始，就诏举贤良方正；分任丞相、太尉的外戚窦婴、田蚡(汉武帝母舅)与御史大夫赵绾也都“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于是，立明堂、封禅、改历、正服色等，儒家历来重视的大事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儒学大师申公培也因弟子赵绾的推荐，被武帝以隆重的礼节迎接到了京师。一场旨在使治国思想儒学化的改革，已经摆开了架势。似乎是清醒认识到窦太后的阻力，儒学派通过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向武帝提议，朝事“毋奏事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对此，东汉应劭评论道：“礼，妇人不预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把此举用意揭示得十分清楚：既为了确保武帝“自躬省万机”，成为儒学化进程中最高而直接的主宰者，也为了绕开窦氏这尊黄老派的护法尊神。
建元元年新儒学派的-挑战，使各种谗毁“日至窦太后”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位老人家眼睛虽失明，消息却灵通，反应更果断。她一面气急败坏地以文帝时蛊惑人心的方士新垣平来比拟，丑化赵绾等主力儒学化的大臣，一面不惜动用特务手段，“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史记·封禅书》)，作为向武帝摊牌的根据。建元二年十月(时以十月为岁首)，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打入监狱，罢免了推崇儒学的丞相窦婴与太尉田，即令窦婴是她本家侄儿也毫不留情，并亲自任命了新的丞相、太尉，调整了最高的统治核心。面对太皇太后的盛怒，汉武帝内心虽倚重儒者，倾向儒术，却也不得不“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史记·儒林列传》)。就在窦太后以其特殊身份与至高威权的强行干预下，建元元年掀起的这场治国思想儒学化的运动被迫以夭折而告终。
对西汉前期治国思想上儒道的消长，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指出：“直到武帝初，和窦太后斗争，开始犹两面而倚重于儒，窦氏死后，才清算了道家，立出法度。”这也揭示：在西汉前期治国思想的嬗代中，窦氏卒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座标，而绝非无足轻重。《辞海》1999年版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堪称两部权威工具书，均系窦太后卒年为公元
关于窦氏卒年，《史》、《汉》绝大部分史料都主建元六年(前135年)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天文志》，都明确记载窦氏卒于是年。而据《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史记·封禅书》“今天子(按：即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后六年，窦太后崩”云云，也都只能推算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至于《汉书·窦婴田传》曰：“六年，窦太后崩，丞相(许)昌，御史大夫(严)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上以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对照《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明确纪年，再参证《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上四人的任免记载，也表明所谓“六年”，只能指建元六年，而绝不可能是元光六年(前129年)。《资治通鉴》当即根据以上史料系年，司马光甚至认为不必特立考异说明。电视剧《汉武大帝》也将窦氏之死安排在建元六年，这是正确的。
元光六年说的史源出自《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岁，元光六年崩。”正是这段自相矛盾的孤证，造成了窦氏卒年问题的混乱。按“后景帝六岁”崩来推算，与建元六年说并不抵牾；但按下文“凡立五十一年”(窦氏是文帝元年，即前179年被立为皇后的)，则应是“元光六年崩”。不过，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条元光六年说的有力反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窦婴田传》述及窦、田权力之争时都说：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而据《汉书·武帝纪》，窦婴弃市、田去世都是元光四年事，如果窦太后是元光六年才死的，上引《史》、《汉》本传又怎么能够说窦婴“失窦太后”呢？
对元光六年说，早有学者怀疑是班固的失误。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外戚传》上引记载-云：“《武纪》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传云后景帝六岁，是也。而以建元为元光，则是参错；又当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谬，皆是此传误。”唐代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之《外戚世家》“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下，亦针对《汉书·外戚传》曰：“是当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汉书》作元光，误。”颜师古认为《汉书·外戚传》的“元光”是建元的参错，是有根据的判断。《汉书·景帝纪》颜氏注引文颖云：“景帝母窦太后，以帝崩后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不难看出，文颖所说“凡立”以下两句，显然是承袭《汉书·外戚传》的文字。据颜师古《汉书叙例》所列各注家时代，文颖“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可以证明：东汉末年文颖所见到的《汉书·外戚传》还没有误作“元光六年”，而仍是“建元六年”的正确记载。这种年号参错的现象，当是《汉书》在魏晋以后、唐代以前数经传抄中出现的。至于“凡立五十一年”云云，《汉书·景帝纪》所引文颖注文与《汉书·外戚传》相同，这或是班固一时推算错误而趁笔入史，或是班固以后、文颖以前传抄产生的讹误，两者必居其一。然而，上述文颖注文足证今本《汉书·外戚传》“元光六年崩”不足为信，并为窦氏卒于建元六年再次提供了坚强的证据。
窦太后之死，意味着西汉治国思想儒家化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被彻底甩掉了。试看有关记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郊祀志》、《汉书·武帝纪》)
也就在窦氏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汉武帝正式采纳了新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
窦太后卒年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汉武帝前期统治思想的转折点。学术界往往把建元元年作为这一转折的临界点，其主要依据：一是《汉书·武帝纪》班固赞语提到的“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二是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年代错误推定在建元元年(董仲舒上策年代向来也有建元元年与元光元年二说，而实际上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在建元元年的那场统治思想儒家化的运动中，诚然也有罢黜百家的举动，例如武帝同意丞相卫绾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但这种努力旋即因窦太后的干预而中断。故而把西汉治国思想由黄老之学向独尊儒术转折的临界点定于建元元年，显然不妥，而应定于窦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
本文无意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只想指出：到了文景之治后期与武帝前期，在封建统治思想上，黄老之学让位于儒家思想，已是一种历史的大势。窦太后作为黄老思想最后的-代表，虽能凭借其特殊的地位与显赫的威权，打断建元元年的儒学化进程，延缓历史大趋势的实现，但毕竟不能使历史进程彻底逆转。在她去世次年，历史就回归到自己原先的发展轨道。这是这位太皇太后无法逆料的，形势总比那些老人家的个人意志来得强。(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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