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开国皇帝的诞生，总会被后人编排出一些非凡的神奇故事来，以凸显皇帝出身高贵、皇权天授的命题。

　　徐州师范大学71岁的老教授王云度对此作了长期的研究，他细读《史记》，潜心思考，终于从人们翻烂了的书页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秘密：刘邦其实是非婚生子，是在大家庭歧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正因如此，他才形成了与众兄弟迥然不同的豁达性格和反抗精神，较早走向社会，并进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王教授说，统观《史记》，里面确实有一些关于部族先祖出生的神话，如记载殷的先祖契的母亲是吞食鸟卵而生等等，但他们都生活在远古蒙昧时代，当时实行的是群婚制，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下将其出生神化，是可以理解的。而刘邦则不同，他生活的年月早已进入配偶制的文明时代，这时的文人如要神化皇帝的出生，是不会在文字中留下直接的非婚生育的痕迹的。司马迁的描述则与众不同，他采取婉转的叙述手法，曲折地表现了这样的场景：雷雨交加的野外，刘母与一避雨的陌路人逢场作戏怀上了刘邦。这情景又恰巧被丈夫看在眼里。在这里，司马迁一面“神化”皇帝，一面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史笔原则。假如司马迁纯粹出于神化皇帝出生的需要，那就不会如此赤裸裸的记载刘母与“蛟龙”（他人）发生婚外性关系的真实情景了。

　　看来，“蛟龙”确实另有其人。

　　《史记》有证据

　　王云度先生对秦汉史和徐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有多种专著传世。记者问他咋会想到刘母婚外情这一节时他说，最初是1964年下乡搞四清时冒出了这一念头。当时他工作的那个村庄，有一名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妇女怀了身孕，引起群众议论。在族人和村干部的再三质问下，她讲是在野外干活时，被陌生男子强暴所致。王教授说，农村居住和生产地点分散，在偏僻的地方发生这类事情是可以存在的。后来，在研读《史记·高祖本纪》时，他便跳出传统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解读刘邦出生的奥秘，这样一来，对文章中原先弄不明白的地方，也豁然开朗了。

　　譬如，《史记》讲刘邦生得仪表非凡，却不讨其父亲太公的喜欢，常被指责为“亡（无）赖”，不能“治产业”。“及壮”，也就是到了30岁，才与好友一起“学书”，“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他的成长过程与诸兄弟截然不同，显示出他从小在家里是备受歧视的。太公亲眼见到妻子有外遇，这不愉快的情绪自然会发泄到刘邦身上。在这个大家庭中，连刘邦的嫂子也厌恶这个小叔。《史记·楚元王世家》里便有这样的记载，刘邦微贱的时候，曾为躲避难事，带宾客到大嫂家吃饭。“嫂厌叔”，客人来时，嫂子就假装羹汤已吃完，用勺子刮锅，宾客离去后，刘邦却见锅里有羹汤，“高祖由此怨其嫂”。直到当了皇帝，兄长的儿子“独不得封”，太公出面说情，才封了个具有讽剌意味的“羹颉侯”。因为“羹颉”并非县邑名，而是暗含当年长嫂佯为羹尽那件往事。

　　王教授认为，正由于刘邦年轻时在家中得不到温暖，这才促使他投身社会，广交朋友，成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而有远大抱负的人。这些与他后来出类拔萃、成就帝业有着直接关系。

　　探索未终止

　　王教授的独到见解引起史学界的兴趣与关注，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赞赏，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尾形勇先生也来信称，王教授的观点使他“很受启发”。

　　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农民出身的刘邦当上皇帝后，其卑微的出身使当时许多封建贵族难以接受。刘邦的部下及其后代也需要神化刘邦，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或低级官吏，一步登天之后，也需要有维护其统治的舆论为之张目。《史记》那样描述刘母怀孕的情景，正是顺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司马迁来说，他与当时的儒士们一样，要服务于皇权，积极参与对刘氏家族的造神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史记》、《汉书》对刘邦出生的记载应是神话，这在古代史书中并不鲜见，对此应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细致探究。

　　胡连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