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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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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亻+氏]，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驷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④，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列为表1如下：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宴《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⑤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⑥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二 前已述及，汉代乡村社会的特点是里聚合一，也就是乡村基层行政单位与自然村落的大致重合，这导致了时人及后人论及此事时，往往只知有里，不知聚落，这是汉代社会所特有的状况。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汉代里聚合一的乡村组织模式便面临着重大的变动，其突出表现是里与聚开始分离，作为自然的聚落的村落开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域与组织意义。 长沙走马楼所出土的三国吴简中，赋税户籍简达12700余枚，就已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所整理的简牍资料看，共出现了完整的里名47个，完整的丘名443个，平均每里要对应9个左右的丘。⑦呦计一下里与丘出现时的相关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与里有关的资料，几乎都是户口登记方面的内容；而与丘有关的资料，则是缴纳赋税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如陈颜在9156简中的记录是“宜阳里户公人乘陈颜年五十六真吏”，属户籍登记；在4891简中的记录则是“嘉禾二年十月廿八日新城丘州吏陈颜……付仓吏”，是缴纳赋税的记录。又如，雷宜在8446号简中的记录是“平阳里户人公乘雷宜年卌八苦腹心病”，也是户籍登记；而在6271简中的记录是“人南乡让何丘雷宜二年一匹三丈……”⑧，为缴纳赋税的记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里仍是基本的乡村管理单位，是户籍与人口管理的基本单位；丘作为自然聚落，其数量已大大超出了里，而且也开始被作为重要的地域记录单位。将此与西汉《驻军图》中所标明的里聚合一相比较，此时里与聚的分离显而易见。 需要指出的是，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对自然聚落的泛称还是以“村”为多，兼有其他称谓。因此，与里、聚的分离相联系，“聚”这一概念开始被“村”或其他概念所代替，而且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颜氏家训·勉学》篇中的一段记载可以佐证“聚”与“村”的嬗代：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余聚。 张守节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亦言：“聚，谓村落也。”将村落正式使用为地域概念，当始自《三国志》。如《魏志·郑浑传》云：“(郑浑)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林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人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本书《高句丽传》亦言：“毋丘俭讨句丽……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此后，“村落”作为地域概念渐为普及，成为魏晋南北朝乡村居民的基本居住与生活单位的泛称。 当然，这一时期“村”虽然已成为完整的地域概念，但并未取代同样作为地域概念的“里”的作用，只不过两者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在当时的文献记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里与村虽然同样都可以作为地域概念，但在使用时却有细微的差别，这可以验证前述吴简中对里、丘的不同记录。一般来说，在比较正式地记录谱系籍贯时，多田“里”不用“村”；而在记录当时居住地时，则多用村名。如《南史·齐本纪上》记齐太阻高皇帝云：“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陈书·高祖纪上》记陈高祖武皇帝云：“吴兴长城下若里人。”这是以“里”表示籍贯者。又如，《法苑珠林·冥祥记》云：“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宋书·孝义·蒋恭传》：“州议之曰：‘……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场，数见军旅，护儿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南齐书·张敬儿传》亦言：“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住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这是以“村”表示居住地者。另外，在表达行政意义时，也多用里。如《宋书·自序》云：“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邨(村)。”本书《孝义·潘综传》云：“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因德饶至孝，纳言杨达“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在这里，村与里的关系一目了然。由“村”与“里”用法的这种细微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分离消长关系。据里的组织功能的变动，可将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三国西晋时代。这一阶段，仍有较为完整的乡里之设，里与聚只是实现了外在形式的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丘”与“村”等只是具有了赋税征收等事务的记录单位，或者说只是被官方认可了其地域单位的概念，还未见到类似于组织功能的记载，乡里仍是基本的组织单位。后一阶段即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村落组织功能的进展可分为南、北两途。南朝虽然乡里之制仍存，但其村落开始接收里的一部分组织功能，渐有行政意义；北朝虽然乡里之制荡然，但三长制的设立使得村落没有像南朝那样开启其行政意义的转化。南朝时期，开始设置村一级的管理机构，被称作“村司”。村司人员的构成主要有村长、路都等人。如《南齐书·海陵王纪》记延兴元年冬十月诏曰：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忧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 中华书局校点本《南齐书》未将“村长”与“路都”断开；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则认为村长、路都、防城、直县都是村司的构-员。⑨但细读上下文句，可以看出两说均不妥。海陵王的这篇诏书是要贯彻轻徭便民的主张，所以，先讲到“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又讲到“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最后讲到“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若防城、直县都是官名，那么本句文字便没有了谓语，“为剧尤深”也就无从谈起。当然，村长、路都不予断开，也让人难以理解本句文义。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应当是：诸县使村长、路都(率人)赴县防卫值勤，为剧尤深。 村长当然是一村之首，路都何司，不详。若望文生义，应当是负责管理村陌道路以及村内治安者。除村长、路都外，村耆、村老在村落中也起着较大作用。如《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子良遣官“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 在东晋南朝时代，村的行政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晋书·刘超传》记道：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 刘超“作大函，村别付之”，与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应当是同一性质。《宋书·自序》言“边蛮畏服，皆纳赋调，有数村狡猾，亮悉诛之”。这里讲的是边境之事，足见以村纳税在南宋时已很普遍。《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子良上书，也说政府的征调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其文曰：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于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凡此辈使人……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铍槊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擿宗断族，排轻斥重……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 第二，村具有基本的治安管理职能，且是连坐的基本单位。两汉时代，里是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里以下又有什伍。东晋南朝时代对村的管理，继承了两汉对里内居民管理的内核，一村之内，也实行什伍相连。不过，与前代不同的是，前代什伍连坐往往殃及里人，以至于“一人有罪，州里惊骇”。而这一时期什伍连坐则往往波及同村，“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这在刘宋时已比较普遍。《宋书·谢方明传》记云：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 《南史·郭祖深传》记梁朝的情况也是如此。梁武帝时，郭氏曾上言，指出梁朝建立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甚至有战死疆场，而被主将列为叛逃者，再向其家中或村伍征调，使用的也是连坐法。郭氏上言还说：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 上述一村之内什伍的管理，恐怕是村长、路都的主要职责。另外，村长、村耆可能还负责一村的教化与对村民的督察。虽然他们并不具备司法权，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或其他什么手段行使这一职责。《宋书·谢方明传》的一段记载也非常典型。传称方明为南郡相时，年末，放狱中所有囚犯回家，约定正月初三返回。到期时，除两名重囚犯外，全部返回。对这两名重囚犯，方明也未马上讨捕，其中一人是因酒醉误期，二天后返回；另一人则十日不至，其传写道：“囚逡巡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之，率领将送，遂竟无逃亡者。” 第三，村是基本的社会事务单位。在东晋南朝时代，举凡流亡人口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多以村为单位进行。如《陈书·宣帝纪》载陈宣帝在太建二年曾下诏，要求州郡以良田废村，安置流民。诏云：“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在这种经济事务中，村司、村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梁书·武帝纪中》记梁武帝天监十七年曾下诏安抚流亡，诏称：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 第四，村有时还成为分封单位。《宋书·夷蛮传》记道，宋顺帝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 与南方不同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北方，包括巴蜀地区，由于战乱与少数民族内迁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包括行政、军事、经济多种功能的坞壁，使相当一部分的自然聚落淹没在了坞壁的阴影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聚落与行政编制的合一。但遗憾的是，这种合一是非常条件下的合一，不是乡村社会自然进程的结果。北魏孝文帝时所实行的三长制，在废止宗主督护的同时，又将北方乡村社会中的行政编制与自然聚落剥离开来。 被剥离后的行政编制，一直是-的三长制；被剥离后的自然聚落，则是散布于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村落。在北朝的历史变迁中，这些村落也不断发生着不同往昔的变化，其自身功能也有所发展。当然，因为有官方设置的三长制在，村落自身功能的进展，较之东晋南朝要逊色得多。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言，北朝以村落为单位的政府行为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旌彰、优赐。《北史·李灵传附李德饶传》记道，德饶性至孝，“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魏书·李元护传》载：“元护为齐州，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莫不欣畅。”《北史·魏本纪五》曾记孝武帝逃难至湖城王思村，“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帝甘之，复一村十年”。这是以村为单位的优赐。二是兴学。如《北史·高祐传》，高祐在太和中即曾建议“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三是以村为单位实行连坐。《周书·明帝纪》曾记明帝诏曰：“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宜放还。” 这一现象表明，北朝作为政府行政编制的三长与作为自然聚落的村，依然是南、北两途，尚未像南朝那样出现合而为一的趋势。 唐代的乡里组织上承北朝之三长制、南朝之乡里村落制，较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乡长与乡正的消失，里正直接向县衙负责，成为实际上的乡政处理者；前代里正的职掌则交由村正行使，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 唐初尚有乡正之设，《旧唐书·太宗纪》所载《武德令》中就曾乡正、里正并提，此后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整顿乡里之制，未再见乡长之设。开元二十五年《大唐令》规定道：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⑩ 其他诸典籍记载与《通典》所记大同小异，而且都简于《通典》。此后，唐代的乡村组织基本未脱出这一框架。 从该规定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但只是每里置里正一人，未有乡官之设。从唐王朝县乡行政运转的有关资料看，县衙向乡所行文贴都是直接交里正办理。王梵志诗云：“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有事检案追，出帖付里正。”⑾杜牧在《与汴州从事书》中也曾讲到州县文帖的运转：“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着。”⑿这都说明了里正对县衙文帖之承接。 该规定讲到里正的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殖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这实际上都是乡政所掌。就按比户口言，唐代户籍之编核是“乡成于县，县成于州”⒀。一乡之户籍是由里正直接报县。吐鲁番一。三号墓曾出土有贞观十八年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⒁，格式如下： (前缺)合当乡新旧一十二百六□新附三百册四杂任、卫士、老小、三疾等二百八十七百丁．见输二百八十六旧□人新附…… 户、口、新、旧、老、小、良、贱、见输、白丁，并皆依旧，后若漏妄，连累之人，依法(受)罪，谨牒贞观十八年三月日里正阴曹曹牒 里正李 里 从这一户口帐看，诸里正对于一乡户籍负有全责，这样，里正就要在上报的牒文末尾署名，保证造籍时没有漏妄之弊。从唐朝有关律令看，若户口出现漏妄之弊，里正是首当其冲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就检查非违看，里正也是直接行使乡政。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因此，对在本乡之外活动的人员，如军士等人，娶妻纳妾时，便要原居乡之里正出具证明。《大谷文书》⒂二八三九号是这样一件牒文。录如下： 洪闰乡 敦煌乡 合当折冲、果毅、别奏、典、傔及士兵以上， 牒：被责当乡有前件等色，娶妻妄者，并仰通送者。 谨依检括，当乡元无此色人，娶妻妄可显，谨牒。长安四年二月廿日里正王定牒敦煌乡里正董靖 这份文书是洪闰乡向敦煌乡之牒文，出牒人是里正王定，收牒人是里正董靖，正因为他们行使的是乡政，所以才不必言“某里里正”，而是径言“某乡里正”，或径言“里正”。 总而言之，里正是唐代一乡最高长官，执掌一乡之政，管理各个村正。所以，王梵志诗言：“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管户无五百，雷同一概看。”@正因如此，唐玄宗在《安养百姓及诸改革制》中才会要求“县令对乡村一一审定，务须得实。仍令太守子细案覆，本道使察访，如有不当者，本里正、村正先决一百，配人军团，县令解”⒄。“乡村”对应“里正、村正”，最后追及县令，正说明乡与村中里正、村正为上，乡里之制已让位于乡村之制。 乡村之制的基点自然是村落。前引《大唐令》规定，其居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以治安为主，村正当如是。从《唐律》及有关资料看，村正所掌之治安，内容十分宽泛，从防盗、捕贼、各种案件之督举、私盐、私钱之禁断到外来人口之管理，都负有全责，各项管理都要求细致不苟。以外来人口管理为例，日本僧人圆仁一行于开成四年四月航海至乳山一带，“五月一日，遣买过海粮于村勾当王训之家，兼问留住此村之事。王训等云：‘如要住者，我专勾当，和尚更不用归本国’云云。”⒅王训是邵村村正，时人又称村正为勾当。“如要住者，我专勾当”，道明了村正王训的重要职责。 不过，村正并无权力留住外来人口，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及时上报。圆仁一行留滞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的赤山寺院时，寺院曾将情况上报，文登县认为过于简略，要求上报具体情况。文登县之帖文下达给青宁乡后，里正即将此帖转交亦山村村正谭亶，结果这位村正未及时上报，文登县向州府申报的帖文称：“寻问本乡里正，称村正谭宣抛却帖，至今都无状报。其谭宣见在，伏诸处分。”⒆ 除治安外，对里正所司，村正作为其助手也有辅助襄办之责。如里正有“催驱赋役”之责，其具体方式往往是里正、村正共同进行。如王梵志诗所云：“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⒇说明里正有“课殖农桑”之责，村正亦须协同。又，龙谷大学所藏2828号文书[21]记道： (前缺)乡耕耘最少。由此社官村正，不存农务。好欲加快。正属农非，各决贰拾。敦煌／平康／龙勒／慈惠肆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令节级科决，各量决拾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 十六日 在背面则记有：二月十六日社官村正到。悬泉乡合当乡见社官村正到 这是因课殖农桑不力，里正村正皆受处罚之例。唐代村落在籍贯认定、地域标识等方面也完成了对里的替代，“在田野者为村”明确认定了村落的自然聚落意义与基本组织意义。 三 汉唐聚落的变迁已述如上，在这一变迁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难以一一论列，但对以下几个问题还需稍作说明，这就是乡里之制向乡村之制转化的意义、里与聚落分离的内在原因以及村落内部的居民构成等问题。 对于汉唐之际乡里之制向乡村之制的变化，宫崎市定与宫川尚志都认为是乡村社会乃至汉唐社会根本性的变化，前者甚至认为，从乡亭里到村的演变，是中国由城邦帝国向领土帝国的转变，促使城乡完全分离，从而由古代迈入中世，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2]从前已讨论的汉唐村落形态的变迁看，并非如此。汉唐村落形态变化的实质是行政管理体系与行政管理单位的变化。在汉代以及以前，行政组织与自然聚落是合而为一的，如汉代的里聚合一，在这种情况下，充斥于史籍以及时人观念的自然是官方确定的里，聚虽亦有名号，但多湮没在里的光环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魏晋时代，随着里、聚的开始分离，与里不一定对应的村落渐渐增多，或者说，里成为设在某村落的基层机构，其下或者一村，更多的是二村到多村。走马楼吴简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所规定的“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是对这一现实的法律追认。在这一法律前提下，乡里合署，村政则由村司主持，形成了完整的乡村之制。但是，无论这些行政单元如何变动，作为自然聚落单元的村落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自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分化后的乡村聚落，到汉代的聚，再到魏晋隋唐的名目多样的丘与村等等，无论是聚落的格局、功能，还是聚落的居民构成，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代聚落的形制为例，汉代的里实际上是因自然聚落而设，并大致与之合而为一。正因为此，每个里也都有自成一体的防卫与监控体系。一般来说，每个里都由壕沟、土墙环绕，《春秋繁露·求雨》中有“通社中于间外之沟”即可为证。到西汉末和东汉后期，为了防御需要，各里都于外围做高大结实的堑、营垒、营壁等，有的还筑有便于观察嘹望的门楼。这里的里实际上是一座小城堡。 汉代里的建筑布局是比较严密、整齐的，这可能是统治者出于管理、监控的需要。据史料表明，当时的里都设有供居民出入的大门，史籍中称“外门”、“间”、“里门”、“闾门”[23]；并建立严格的门卫制度，由专人负责看管；史称“里监门”、“门者”等。里中有街(路、道)有巷，以网络各家各户；为了管理方便，在较大的里中又划分几个居住区域，每区有若干家组成(或十家或二十家等)，有的称“第一里”、“第二里”，有的称“道南”、“道北”等；每个居民小区又都设门，称“里中门”、“阎”或“里中一门”、“里中二门”、“上中门”等；每家也设门，如称“上中里第二里三门东入”等。[24] 汉王朝通过里这一严密的基层组织来实现对农民的严格控制。夜晚，当然是关闭里门，实行宵禁；白天，里内居民出入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尤其是外来人户检查防范得格外严格。《管子·立政》曾说到：“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实，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汉书·食货志》所言古代：“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师古注日：“门侧之堂日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止，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孟康注曰：“里胥．如今之里吏也。”这些恐怕也都有汉代乡里社会的影子。如张家山汉简《户律》言：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口威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25] 《汉书·韩延寿传》言延寿为颍川郡守时，也要求里正“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好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好人莫敢人界”；《张敞传》亦云：“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村落既然取代里聚成为乡村居民的基本居住与生活单位，以往里聚的外在形制与功能也得到相应的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许多村落也都筑有围墙，修有门闾，不使外人随便出入。《高僧传》卷六《晋新阳释法安》记道：“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闾。”《续高僧传·释法通传》云：“释法通，龙泉石楼人。初在隰乡，未染正法，众僧行往，不达村闾，如有造者，以灰洒面。”这种以村为单位筑墙构门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世。如唐时人唐临《冥报记》卷下记有这样一个故事：“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家鸡卵，烧而食之……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出村门，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大小皆见此儿在耕田中。”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一时期的村门都是晨启暮闭，村门之内集中聚居着一村民户，园田土地都在村门之外。为防野兽或寇盗，有些村落恐怕还挖有沟洫，惜史焉不详。 遇有战乱或寇盗，一般是举村而起，共同抵御。其常见方式便是设置村坞、村壁，据以自保。以西晋末年的蜀中为例。《华阳国志·大同志》云：“蜀民先已结村保，特分人就主之。”李特在蜀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以村为单位形成的防御单元。《晋书·李特载记》云：“罗尚据大城自守。流进屯江西，尚惧，遣使求和。是时蜀人危惧，并结邮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李流载记》亦载李特攻下成都小城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邨堡”。《晋书·麴允传》也记道：“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上述记载中的村堡、村坞，就是以村为单位修筑的防御屏障。 进入东晋南朝后，仍是以村为单位筑构防御屏障。《梁书·马仙琕传》云：“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庭，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故战多克捷。”《陈书》卷三五传末史臣曰：“梁末之灾诊，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 北朝的村落也是如此。在宗主督护废止后，各村落仍保有防卫性的围墙、壁垒、壕沟等，如《魏书·羊深传》载深为齐州刺史时，“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关于村坞的记载也时时可见。如《魏书·元天穆传》记道：“(邢杲起兵)，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劫掠村坞，毒害民人，齐人号之为‘舔榆贼’。”《尔朱荣传》记道：“时葛荣将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轨闭门自守。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孙道登传》云：“永安初，(登)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而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直到隋朝初年，为防突厥，还要求陇西村落遍设村坞。《隋书·贺娄子干传》云：“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 在北朝时代，村中还每每设一警楼，楼上有鼓，以防盗贼。《魏书·李崇传》记道：以本将军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 在一些村落中，还有作为村中半军事人员的村义、村勇，负责本村的防卫与治安。《北史·郑羲传》记道：“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被发率村义驰骑追之。” 里聚中的祭祀、教化、互助等功能也为村落所沿袭。如这一时期在汉代多见的里社多改称为“村社”或“村中社”。《南史·张敬儿传》即记载张敬儿常梦其所“居村中社树欺高数十丈”；《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引盛弘之《荆州记》亦载：“随郡北界有庙乡，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村……则以地为神农社，年常祀之。”又如，《晋书·朱冲传》载其以礼让为训，教化村民，结果“路不拾遗，村无凶人”。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村落形态的变化，起于汉晋之际的里聚分离，终于唐代村落行政单位的被确认，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涉。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为基础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体制。 关于里与聚落分离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从里制的出现与变迁看，“里”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基础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授田制的实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授田制加上乡村居民地域分布的稳定性，促成了整齐划一的里的产生，而这时作为行政意义上的里与自然聚落是大致吻合的。进入汉代以后，仍然实行里聚合一之制，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里聚的膨胀与分裂，土地兼并与人口流徙，豪族势力的发展，旧的里制已容不下新的乡村内容，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单纯作为自然聚落的聚不断出现。乡村社会本来合而为一的自然聚落与行政单位开始分离。当着这种分离达到一定程度时，里也就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 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现实看，长期的大范围的战乱、动荡与人口流动直接带来了里聚之制的破坏。以东晋南朝为例，流徙人口到了江东等地区后，不可能再保有原有的里伍编制，一方面是“荒郡之人，星居东西”[26]；而另一方面则是世家大族利用种种特权荫户、占户，与政府不断争夺劳动人口，因此，东晋南朝政府也很难有效地重整里伍。关于这两点，诸史记载颇多，如《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东晋)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当然，对于这种乡村秩序的混乱，人户的流失，东晋南朝政府也并非不想加以整顿。一次又一次的土断，一次又一次的整顿闾伍，便表明了其态度。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土地制度的剧烈变动，面对流移人户的“星居东西”或“多庇大姓”，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恢复两汉的里伍制。他们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乡间聚落，施行与前代不同的里聚之制。面对人口的流徙与连年的动荡，北方地区更无法维持乡里之制，从坞壁、宗主都护到三长制，也走上了里聚分离之途。 与原乡里之民的流徙相对应，南方与北方都出现了原乡里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涌入，这些新的居民也是对原乡里之制的巨大冲击力量。我们还是以东晋南朝为例，这一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以及各王朝和世家大族对劳动力的需求，南方原有的土著居民与少数民族纷纷走出林洞岩，汇人到民族融和的大潮中。以豫州蛮和荆、雍蛮为例，豫州蛮本为廪君后裔，后来出至南郡，又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活动地域不断扩大，“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27]；荆州蛮、雍州蛮本居五溪一带，后渐北上到荆、雍(治襄阳)一带。另外，还有丹、浙蛮，僚、俚等少数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汉族杂居相处，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自然村落。《南史·张邵传》曾记道：“丹、淅二州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并出，因大会诛之，遣军掩其村落，悉禽。既失信群蛮，所在并起，水陆路断。”这儿，被张邵攻击的村落，就是丹、淅蛮族出山村后所形成的自然聚落。《宋书·柳元景传》也曾记道，“先是，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悉归怀，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道产死，群蛮大为寇暴。”“缘沔为村落”，是十分典型的因蛮族社会进步而出现的新兴村落。这一部分村落，自然不会有两汉那种里伍编制，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往往直接利用这一自然聚落的形式，进行管理与征调，实行“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28]，而不必再采用旧有的里伍形式。《南齐书·陈显达传》所言“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赋，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可体现出这一过程。关于汉唐聚落中居民的构成，直接牵扯到聚落性质的认定，也关系到汉唐乡里社会的基础。有论者曰：“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非宗族化的程度不仅高于清代农村，甚至高于当代乡间一般自然聚落。”其重要依据是“聚落以姓氏命名汉唐并不多见”。其曰：“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以村为例，“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次，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乡村聚落以居民姓氏命名的历史并不很悠久。这种现象以前基本没有，隋唐始见其萌，宋元渐多，而明清、尤其是清代才大为流行。”[29]上述论述似有不周之处。从聚落名称看，以姓名之，汉代即有，如两《汉书》所载之刘聚、秦聚，东汉之唐聚、褚氏聚、邬聚、马丘聚等均是；三国渐多，从走马楼所出《嘉禾吏民田家莂》看，以姓名丘者就有下五丘、五唐丘、李渔丘、吴丘、何丘、周陵丘、胡苌丘、栗丘、莫丘、仓丘、逢唐丘、郭渚丘、唐中丘、温丘、贺丘、杨丘、杨渔丘、廉丘、廉下丘、刘里丘等。从里的名称看，以姓名之者，汉代亦较常见，《居延汉简甲乙编》与《居延新编》所记高星(50.29)、原里(E．P．T51：86)、宋里(299.30)、杨里(511.37)、蔡里(E.P.T58：3)、曾里(477.4)、吕里(287.13)、孔里(E．P.T51.84)、杜里(E．P.T51.84)、梁里(28.26)、庞氏里(E.P.T5.5)、辛里、胡里(E.P. T5：256)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上标有胡里、侯里、邢里、徐里等即是。[30]南北朝时期，以姓名村已成为村落命名的一个重要方式。侯旭东先生曾统计了见于石刻资料的北朝村落名称，计46个[31]，对这些村落的名称加以统计，可以看到以姓命名者为15个，占1／3左右。笔者检《全唐文》、《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三书，共涉及有名村落130个，其中以姓名之者68个，占52.3％；又检《圆仁和尚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涉及村落84个，其中以姓名之者31个，占1／3强。这一比例与明清已大致相当。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村聚落以居民姓氏命名历史悠久。汉代始见其萌，魏晋渐多，南北朝至唐代已较为流行。 需要指出的是，以姓名村，并不仅仅是名称本身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村落居民中家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背景。如自居易《朱陈村》一诗，为我们描绘了这个两姓村中的家族状况。其诗云： 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32] 杜光庭在《东西女学洞记》中也说：“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吕氏、马氏。”[33]当然，一村之中，往往也会有杂姓存在，尤其是在人口迁徙与流动中形成的新兴村落，往往是多姓杂居。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中，多姓杂居是暂时的、非主流的，同一家族的聚居是主流的村落居住方式。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古代盛行家产的诸子均分制，房屋田产的诸子均分必然造就相邻相亲的家族形态，再加之儒家伦理观念与安土重迁的思维特点，一个人家经三五代便可生成一个颇有规模的家族。如《敦煌名族志》残卷所记阴稠一族，阴稠一户人家，至其子辈已有4子，孙辈又有12子，若三世同在，则是17户核心家庭的家族。[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l993年版，第21、23—24页。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全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⑤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⑥见拙作《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第六章《聚落的分化与消亡》，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所附“地名索引”、“人名索引”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所附“地名索引”、“人名索引”统计。 ⑧《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释文，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⑨[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第95—96页。 ⑩《通典》卷三《食货三》。⑾《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07页。⑿《杜牧全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⒀《新唐书·食货志一》。 ⒁《吐鲁番出土文书》(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⒂[日]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984年版。⒃《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07页。 ⒄《全唐文》卷二五。 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66页。 ⒇《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21][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第344页。 [22]转见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23]《汉书·石奋传》：“万石君徒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后)应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又，《汉书·循吏传》云：“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间阎。”师古注日：“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 [24]《居延汉简甲乙编》287.13简、282.5简、40.33简、37.23简、29.12简，中华书局1980年版；《居延新简》E.P.T56：10简、E.P.T51：84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2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26]《晋书·范宁传》。[27]《宋书·夷蛮·豫州蛮传》。[28]《宋书·夷蛮·荆雍州蛮传》。[29]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41、43页 [30]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2年第2期。 [31]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32页。[32]《全唐诗》卷四三三。[33]《全唐文》卷九三四。[34]转见杨际平《五至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4页。 作者简介：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教授；齐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原载《中国史研究》(京)，2006．2．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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