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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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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1982年4月在母校河南大学最后演讲中的八字概括语：“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一
尹达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深受着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
上个世纪40年代，尹达明确表示：“三十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吸引着我。……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1945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发表，身居延安的尹达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周恩来往返重庆———延安，转达彼此的著作，尹达同郭沫若建立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谊。对于受郭沫若的影响，尹达有这样的自白：“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
1954年4月梁思永在北京病逝，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院长郭沫若出席，尹达以《悼念梁思永先生》为题在会上报告了梁思永生平学术活动和成就，这样评价梁思永的贡献：“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谜底戳穿了。这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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