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貌、堆积与埋藏特点
    这些遗址大多发现于山地——平原交汇处，地貌类型包括河流阶地、古湖畔和洞穴。洞穴多在向阳、近水处。这些地区往往具有环境和资源的多样性，能同时满足人类生存的多项条件，包括水源、石料和动植物食物资源。大多数遗址文化单元单一，文化层堆积薄，说明古人类只在某一时段占据该遗址，在一个地区连续生存的时间短。
 

     原料及资源利用方式
     这里的古人类所面对的石器原料总体特点是：以脉石英、石英岩、砂岩、火山角砾岩等劣质原料为主体，燧石、黑曜石等优质材料很少。相比非洲、欧洲和美洲以燧石和黑曜石为主要原料的资源条件，东亚古人类在石器原料方面先天不足。
与此相适应，这里的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方式多为就地取材，随用随取，随遇而用；缺乏对优质石料矿源的刻意寻找并进行连续和深度的开发。只有在很晚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一些优质石器原料产地才出现长期、深度开采的迹象。
 

     石器制作技术
     石器制作技术是古人类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又可分解为两个部分：剥片技术和加工技术。在剥制石片方面应用过多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摔碰法等。绝大多数遗址以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对某种方法的选择表现为因地制宜、因材择法。在锤击剥片时主要应用硬锤技术，软锤技术只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方出现，比欧洲、非洲要晚得多。在剥片时对石核一般不加预制和修理，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缺失西方同期盛行的勒瓦娄洼技术。只在晚期的水洞沟遗址及其后的细石器遗址才出现系统应用修理或预制石核的程序。

    石器的加工方式多样，包括单向加工、交互加工、两面加工等。主体为单向加工，在早中期对两面技术的系统应用实例很少；即使在少数遗址出现手斧等两面器，其两面加工也不很规范、对称。只有在晚期，尤其是细石器工业中，两面技术才真正发展起来。总体来看，这里的古人类对石器的加工制作具有简单、随意、程度浅的特点。在许多遗址大量的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省却了加工修理这一步骤。
 

    石制品类型与形态特点
    总体上呈现一种由少变多、由粗到精的演变趋势。但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器类单调，型制简单，被西方学者贴上“砍砸器传统”或“简单的石核——石片石器”标签。在大量的石核、石片之外，经过二次加工的器类主要是刮削器、砍砸器，辅之以尖状器、石锥和石球。尖刃类不发达，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在非、欧旧石器时代早期居于主体地位的器类在这里的大多数遗址缺失。即使在少数地点出现，其比例亦偏低，形态也不很典型。另一个特点是类型分化不明显，少数器类难以界定，标志性特征不显著。同一类型内个体形态变异大，规范性差。这样的局面在北方的一些旧石器晚期遗址得以改变，出现类型多样化和规范化的发展态势。
 

    区域文化传统
    中国旧石器文化可以粗略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传统，被张森水先生称为南、北旧石器“主工业”。北方的主工业可用“石片石器”或“小石器”加以概括，多以石片为毛坯制作工具；剥片方法多以锤击法为主，辅之以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体，辅之以砍砸器和尖状器、石锥、石球等；石器加工相对精制；小型石器往往占据主体地位；从早到晚石器技术的进步轨迹相对明显，至晚期末叶广泛出现细石器技术与产品。南方的主工业往往被称为“砾石石器”，石器多用河卵石直接加工，省略了生产石片这一程序；剥片除锤击法是主要方法外，锐棱砸击法或摔碰法在贵州、湖南、三峡等地扮演重要的角色；石器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尖状器不发达；在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存在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石器加工相对粗糙；多以大型石器为主，虽然在晚期石制品中存在小型化的趋势，石片石器也有所增加，但比之北方，从早到晚阶段性发展不明显，直至新石器时代仍延续大型砾石石器传统，细石器基本缺失。当然，这样的概括对比难免空泛和偏颇，在南北两大区系内都有多样的文化变体。

     发展与演化特点
    与西方旧石器时代遗存相比，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历史演进方面阶段性不明显。无论在技术、类型，还是形态上，总体上呈现一种发展缓慢、继承多于创新的特点，在大多数时段内处于奥杜威模式之下。这样的发展状态直到3万年前才发生明显改变，属于石叶和细石叶模式的新的技术和类型开始出现。
  
     中国远古人类生存方略诠释：综合行为模式
     对上述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别于西方的特点的成因，许多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予以解释。例如Movius提出的“文化边缘论”，认为早期古人类在自西方迁入东亚后便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发生地理隔绝，处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一直维系传统的技术与文化；“竹器主角论”认为东亚地区广泛生长着可以用作工具素材的竹子，竹器在这些地方是史前人类工具的主角，石器多用来加工竹器，因而其技术与形态不足以反映古人类的技术和智能；“原料决定论”认为东亚古人类面临石器原料先天性不足的难题，难以将石器技术发挥到极至，所遗留的产品不可能类型规范、造型精美；“热点丛林过滤说”立足古人类由南向北迁徙至中国这片土地。最早到达南亚的人类拥有阿舍利技术和文化。当他们进入东南亚时遭遇到热带丛林环境，生计方式主要是采集和狩获小型动物。他们在原来开阔环境下狩获大型猎物的手斧等大型工具无法派上用场，而简单、小型的砾石——石片工具反而更加适用。这样当古人类群体到达华北地区时，他们原先的阿舍利技术和工具组合已被森林环境“过滤掉”，石核——石片石器和小型工具反而大行其道了。

    上述假说对阐释中国旧石器时-古学文化特点都有一定启示意义。但这些理论都是从一个方面进行探索和诠释，或着眼于地理障碍，或囿于区域生态条件，或止步于原料资源局限，强调的都是外在因素，对人的主观与社会特质有所忽略；而且这些尝试或流于空泛的推论，或建立在对个别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未能考虑综合的证据并联系广泛的人类行为。有鉴于此，作者在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特点总结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说——“综合行为模式”，试图从一系列相关联的生存行为中找到破译古人类文化传统的成因和机制的钥匙。
 

    连续性与稳定性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200万年间从早到晚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总体上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的趋势。但从大多数遗址和区域来看，石器生产技术、类型与形态等关键要素保持着基本的架构，未出现大的文化断层和飞跃；对石料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也一脉相承；大的自然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化具有很大的趋同与雷同性。这些说明中国古人类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连续性或惯性，形成稳定、渐变的文化传统。

     继承性与外来因素
     文化与行为的雷同性和稳定性说明这里古人类的演化呈连续和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自成体系。但这样的推论并不排斥短暂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现于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的手斧及其相关组合与阿舍利工业显示技术与类型上的趋同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中找不到渊源；水洞沟的预制石核和石叶技术在其北方和西北方可以找到源头，“外来”的路径更加清楚。但即使这样，这些外来因素并未对本土固有文化产生显著的改变，更未发生替代。百色的手斧只在距今70～80万年的层位存在，并未如西方一样发展为莫斯特模式；洛南和丹江的手斧尚无确切的测年，从区域演变上也像是无源无流；水洞沟文化出现于3～2万年前，局限于北疆边陲，未能影响华夏腹地。由此可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主流人群及其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前后承继的演化关系；当主流群体形成后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外来移民”事件，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零散而短暂的“异族文化”，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强势面前消弭于无形。
 

     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
    前文所述的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倾向、在一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石器原料的获取方式、工具中用于深度资源攫取的锋尖利刃工具不发达、很少出现大量和过度捕杀猎物的场面（这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在这些地方，人类的过度捕杀成为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很快走向灭绝的重要因素）等特点折射出中国远古人类的生存方略和行为方式主体特征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大自然给予的便利条件，对周边生存资源仅做浅程度的开发利用，与生存环境保持和谐与友好。
 

     高频迁徙性
    与此相适应，这里的古人类群体保持经常性的迁徙移动；当一个地区的生存资源趋于贫瘠时即搬迁到新的领地，以寻找利用新的资源。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包括：中国南、北区域文化圈内文化遗存的高度雷同性；大多遗址仅存单一的文化层位，且文化堆积薄，表明人类在一个遗址和区域连续占据的时间短。这种生存方式的寓意是多重的：它增强了古人类群体对波动多变的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即总是迁移到最适宜的地方求得生存，而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至从而导致生态灾难；人类群体无需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做出重大适应性调整以便开发利用难于得到的资源。这样，一方面用变更环境、获取新的资源的手段来弥补技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导致变革和创新的压力或动力不足，石器技术无法取得明显的进步。维持这种不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的一个前提是区域内人口少，人群之间不会发生地盘、资源之争。与此相应的推论是：在更新世大部分时期内，这片土地上人口密度一直维系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务实性与灵活机动性
     就地取材、不刻意寻找优质材料、对工具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而不追求规范化和美学效果、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等特点说明这里的古人类在行为方面追求务实性和简便性。与此相应的一个特质是机动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因材施法，即根据原料特点采用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例如北京猿人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虽然这种方法效率低而浪费大，但对周口店地区质劣而量丰的脉石英材料却有其合理性；而在三峡地区面对大量圆钝、扁平、锤击和砸击着力点不易寻找的河卵石，这里的人类用摔碰法将其一分为二，从而为进一步剥片和加工奠定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古人灵活变通的聪明才智。

      进取与创新性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缓慢发展中仍有进取与创新的一面，表现在对劣质石器原料困难的克服、石器生产技术的日臻成熟上。周口店第1地点到第15地点剥片技术的演变就是很好的例证。距今60～30万年前的第1地点最重要的技术特点是用砸击法从脉石英块体上获取石片，在该遗址上部层位砸击制品占石核——石片类的74％左右。到距今约14万年前的第15地点，砸击法不再是剥片的主要方法，砸击制品仅占石核——石片类的12％左右，而锤击产品却占88％以上。这种差别的意义必须从两种剥片方法的特点和脉石英的特性加以分析。脉石英为劣质材料，用锤击法很难产生理想的石片。砸击法方法简单，将石块置于石砧上敲拍，产生大量断块碎片，从中选择可用的薄锐者作为工具的毛坯。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对北京猿人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以浪费大量原料为前提的。但第15地点的人类面对同样的材料却大大减少了对砸击法的依赖，转而以锤击法为主要方法从脉石英块上剥离石片，而且所产生的石片不乏规范、精致者。能将锤击技术娴熟地运用到脉石英质材上，说明周口店第15地点人类的石器技术较之第1地点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这样的发展变化单纯从石器的类型和形态上是无法解读出来的。

       从考古学角度阐释现代人类起源
       现代人类起源是目前人类学领域的热点课题。主流观点“非洲起源说”认为：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群体在距今20万年左右最早出现在非洲，其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了当地的直立人或早期智人，成为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来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向世界各地扩散过程中没有与当地居民发生融合或基因交流。在中国和东亚，“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6～5万年前左右原有古人类群体被替换；“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没有发生基因交流，因为在此之前原住民因末次冰期而灭绝，在距今10～5万年间没有留下化石和考古遗存。

　　本文从古人类文化演变和行为模式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人类是连续演化的，没有发生技术发展上的飞跃和中断。尤其在华夏腹地，旧石器文化及其反映的古人类生存模式一脉相承，没有为外来人群和文化的替代留下空间。在百色盆地等区域发现的与西方旧石器早期技术具有趋同性的遗存昙花一现，没有对固有的文化传统造成明显的冲击与影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外来文化”影响虽然在华北的旧石器文化中留下鲜明的印记，但其影响力基本未能到达黄河流域以南。近年我们在三峡地区和湖北黄龙洞等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更突破了年代测定的瓶颈，找到了距今10～5万年前人类生存的确凿证据。古人类群体连续、稳定演化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证据在华夏腹地的旧石器考古遗存中广泛而清晰地存在，与古人类化石证据上总体表现为连续性特征、偶尔发现“外来”体征相一致，从而从行为与文化的角度支持体质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较之分子生物学用短暂零散的基因片段做大尺度的演化假定和体质人类学用残缺零星的化石材料做大跨度的时空连线，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在此方面提供着更完整、更翔实的证据。

　　如果再考虑这样的事实：黄土——古土壤系列和洞穴沉积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即使在中国北方也不存在使人类灭绝的极端气候条件；在全球的层面上，末次冰期并不比前几次冰期寒冷；末次冰期时中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动物灭绝事件，即使在中国北方，像披毛犀、猛犸象等大型哺乳动物延续到更新世晚期甚至全新世。人类比其他动物更聪明，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能够用火，能缝制衣服，能够选择和改造居住场所，没有理由比伴生的哺乳动物更易于灭绝。这样，考古的证据、化石的证据和古环境的证据在论证中国现代人类本土演化的命题上趋向一致。
　　
      结    语
     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人类在演化上呈现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应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一方面，这里的主体人群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其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惯性；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异族”文化，很快被主流文化同化和消解。另一方面，这里的人类在长期的适应生存中找到了一整套适合本地区生态特点的生存方略，即“综合行为模式”，核心点是因地制宜，与生存环境保持和谐与友好，以不断的迁徙移动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浅程度开发。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之下，简单的石器工具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动力不足，从而导致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呈现保守与缓慢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和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文化在距今约3万年前出现重大变化。预制石核技术、软锤技术、间接技术、压制技术在水洞沟、虎头梁等遗址先后出现，石器类型丰富多彩，工具变得小巧精致，精美的骨角器被制造出来，石珠、穿孔兽牙和鸵鸟蛋皮装饰品在多处遗址出土，表现出崭新的风貌，文化发展的节奏加快，为后期文明孕育了胚胎。这些创新与发展的动力至少应部分来自于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尤其是以水洞沟工业为代表的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新的文化因素。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定居农业民族的掠夺、入侵，致使北方人类不断南移，北方文化不断更新并向南方传播和渗透。这样的程式是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开始？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与此相关，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只触及五千年前的文字和考古遗存，未免过于局限。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在此期间的农业起源和由此发生的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改变，以及晚更新世东西方、南北方人类群体的迁移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碰撞，蕴藏着破解中华文明起源命题的重大机遇与潜力。

200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