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实践中的许多概念都具有深刻的含义。笔者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小件”、“标本”小议》的小文，剖析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小件”与“标本”两个名词。并建议“在田野考古操作中，减少甚至不用‘小件’这个俗语，而使用更为恰当的‘标本’这个术语。”如果进一步思考下去，在田野实践中如何通过拣选“标本”使其更全面地体现历史的真实？怎样才能将材料更全面地呈现于研究者面前？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笔者以为，关于“全面发表”陶器的想法是学界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考古报告就已运用的墓葬、灰坑、房屋等“遗迹单位登记表”，力图全面地介绍某单位中陶器的共生状况，体现出了“全面发表”陶器的思想。即，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将所有可辨器型的陶器全部发表出来，于是便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标本发表线图或照片、用文字描述其特征。而某些与作标本的陶器雷同者，则用在登记表中记录其型式的方法发表。
　　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感觉到，这种方法亦可能由于整理者的主观认识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首先，当整理者在对那些没有“露面”的陶器进行型式划分时，可能因其主观认识或工作的误差，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或以其型式划分标准的共性而忽略了某件陶器的个性，或由于认识的误差而出现错误地划分了陶器的型式。其次，由于每位整理者可能对陶器采用不同的型式划分标准，而对研究者的认识产生影响，也很可能漏掉某些有用的信息。于是，学者们要求尽可能多地客观发表资料。
　　可喜的是，在这个方面学界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例如，按单位全面发表陶器，要求把每件陶器都发表出来，同时保留了整理者对陶器的型式划分。这样，既全景式地体现了陶器的各方面特征，又便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