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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谈 标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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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更好地利用资料；既能体现出整理者对这批材料的认识，又不会由于整理者的主观认识影响材料的客观性。
这样，田野考古工作中拣选标本的工作是否就可以简化了呢？
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以笔者对2006年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发掘获得陶器的整理工作为例。根据这批材料的情况，我们计划按单位全面发表材料。可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却看到，计划“全面发表”的实际上是“可辨器型”的那部分材料，而它们在数量上仅占全部陶制品的一部分。在数量上占大多数的是残破到无法复原和辨认器型的小陶片。我们将这部分遗存进行统计，用陶片统计表来展示其面貌。
实际上，按照“全面发表”陶器的原则整理遗存，也需要进行拣选“标本”的工作，说明这个问题也应从“标本”入手。
考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材料的发掘、整理、解释等几个互相依存的环节。考古工作者要通过这些环节尽可能详尽地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以探求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古代遗存数量巨大，不可能将所有遗存都拿来研究。于是，我们就提取遗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尝一銮肉而知一鼎之调”的方法窥探历史的真实。
可见，考古工作的这几个环节都是以“标本”为工作对象展开的。
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大到揭露一个遗址、一处墓地，小到发掘一件陶器、一片陶片都是在进行“提取标本”的工作。对发掘资料的整理，即使是采用“全面发表材料”的方法，仍存在着进一步拣选资料的情况。例如描述全部的可复原陶器或某些碎片，因而对某些已经特征一致、器型不可辨的细小陶片则采用登记表的统计陶系的方法概括特征。在资料的研究、解释阶段，我们更是按照研究目的选择某些标本说明问题。
可见，这几个环节中所取用的标本从数量上看可能越来越少，而对标本所具有的代表性和概括性的要求则不断提高。
实质上，所谓按单位“全面发表材料”强调的并非就是一定不拣选标本机械地罗列全部资料，而是要求尽量避免由于整理者主观认识而以 “共性特征”概括某些“个性特征”，造成某些重要信息被忽略的情况。为后来的研究者尽可能地提供丰富的研究“标本”。
那么，在选用标本“全面发表材料”的过程中，是否不需要对器物进行类型学的分类研究了呢？
笔者以为，考古工作不同环节的目的，决定了运用类型学所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在资料的整理阶段，特别是在材料的数量较多、形制复杂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清晰地描述器物，叙述整理者的认识，对材料进行简单的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这时对类型学运用的基本要求是使对材料的描述尽量条理。而在研究、解释阶段，不同的研究目的对类型学运用的精度、重点以及方式等则有不同的需求。
综上，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直接面对“标本”展开工作，而这些标本是在不同环节中通过选择而得到的。我们一方面，应尽量客观、全面地拣选与发表考古资料，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认识能力、知识水平。这既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又提示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认知能力，才能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历史的真相。
2007.2.9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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