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28年引进的欧洲考古学已经是很成熟的考古学了，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欧洲考古学肇始于1760年庞培古城的发现，至19世纪中叶才逐渐形成一门比较严谨的科学，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这个学科的基础方法。1760~1866年间，欧洲旧石器的发现，瑞士湖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埃及·西亚考古和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汤姆森(C．J．Thomsen)提出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三期说，特别是1886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标志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学术界被普遍承认。1867~1981年世界考古学出现空前兴盛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化，除欧洲、北非、西亚考古外，东亚和美洲的考古学也得到了发展。1918~1950年，欧洲考古学在理论方面有所提高，英国的柴尔德(V．C．Child)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以野蛮、曚昧、文明三个时代来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提出文明社会形成的考古学上所见的文明因素。在田野考古方法上，英国的惠勒(M．Whetller)总结发展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强调要注意人的活动遗迹。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如物理学的探测、航空考古、水下考古、大地测量、体质人类学等，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加强了田野考古的科学化。中国现-古学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考古学普遍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所引进的欧洲考古学也正处于兴盛成熟时期，在这样的起点上发展中国现-古学，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必须有一批有才识的学者，中国现-古学的奠基学者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等。

    傅斯年(1896~1950年)是建立中国现-古学的策划者，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成立考古组，选定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政府学术机构第一次的正式科学考古发掘项目，这个选择极具学术上的战略意义，他不选择史前时期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而选择有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时期殷墟遗址，把新引进的考古学直接介入到中国古史的范围；同时，把中国现-古学的田野考古带入遗迹现象更为复杂的历史考古学的时空，超越了欧洲史前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揭开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大幕，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学术效应。傅斯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前三年半在英国伦敦大学，后三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先研读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后又主修哲学和比较语言学。他既有乾嘉学派的旧学基础，又有欧洲西方哲学、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训练，使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他在1928年《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一个扩大古史研究材料的口号，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特别强调在研究中国史时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他在1930年发表于《史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文章中指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历史学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古代史的材料完全属于文化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种一种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看，才可以不致误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84~191)。傅斯年的意见极为重要，第一，他确认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第二，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概念抽象的研究，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研究；第三，古代历史要靠考古学的材料去研究；第四，考古学所研究是历史文化现象，文化现象不是对单体遗物的描述，而是对诸种遗迹、遗物所反映的文化观念的综合研究。傅斯年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也给中国现-古学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是给中国考古学定位的，中国现-古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科，是人文学科，不是自然学科，也不是什么边缘学科，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李济(1896~1979年)是傅斯年聘任的史语所考古组第一任主任，主持殷墟发掘。他14岁入清华学校，1818年赴美留学，先在麻省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后转哈佛大学学人类学，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人类学博士。1925年回母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人类学讲师。1926年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考古学室，兼任历史系教授。1928年中研院成立史语所，傅斯年延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三名主力教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到史语所任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9年结束。李济虽然是学人类学的，在美国大学中人类学系也开出一些考古学课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考古调查很接近，所以在发掘西阴村遗址后很自然的便转向考古学。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李济、董作宾和稍后参加的梁思永，以及在国内培训出来的中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们，共同完成了1928~1937年间的十五次殷墟发掘，殷墟考古的发掘方法并未生搬硬套欧洲的一般模式，而是密切联系中国古代遗址的实际情况，发掘的布局从点、线到面，最后到区，发掘的剖面从地质学的等距离分层到辨认土质颜色和文化层，同时还清理了许多特殊的遗迹和遗物。李济还利用殷墟发掘品编辑殷墟陶器和铜器图谱，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与宋清以来的金石学区分开来。李济坚持傅斯年提出的中国现-古学的学术方向和工作方法，1954年他提出利用考古学的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建议，1972~1985年之间陆续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四大本，它与1991年苏秉琦发表的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重要文章，1994年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合写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同样重要，都是体现中国现-古学学术传统的开山之作。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有待于长期的努力。

    梁思永(1904~1954)是梁启超之子。1923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即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有特别研究。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返国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的陶片，写成专刊。1930年毕业回国，参加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调查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和热河的新石器遗址。1931年参加殷墟后冈遗址发掘，同时又去山东历城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4年主持殷墟西北冈殷代陵墓发掘。梁思永是专门学考古的，尤精于田野考古，夏鼐说他“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册页2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石璋如称梁思永是考古方法的改革者(见《新学术之路》上册页353~366，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梁思永在后冈的发掘中，“第一次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梁思永先生传略》)这个成果的取得全赖其田野考古技术之精密科学，才能在复杂的文化堆积层中找出其叠压关系，是利用国外田野考古方法的原则，具体解决中国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成功实例。梁思永对城子崖发掘的贡献，以及他撰写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页145~152，科学出版社1959年10月)都显示出他精湛的田野考古的高超水平，能在中国现-古学初建伊始便写出超水平的报告和论文，令人敬佩，惜天不假年，1954年4月2日不幸因病早逝，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夏鼐(1910~1985年)是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1931年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学近代史，1934年毕业，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改学考古学。按当时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作考古实习，1935年春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过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后冈发掘。同年夏天，改派往英国伦敦大学从惠勒学考古学，参加梅登堡(MaidnCattle)山城遗址发掘。伦敦大学以历史时期考古学著称，来英国以前，李济为夏鼐学考古的方向作了设计，叫他侧重学习历史时期考古学，1936年4月夏鼐在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他说：“伦大之考古学，以埃及考古学最为出名，亦为最佳，此外则为希腊罗马考古学。但无史前考古学之专科，如欲攻史前考古学，则不得不转学爱丁堡；如欲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则必须留在伦敦。此二者之选择，据生之意见，以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为佳。因未离国以前，李济之先生嘱注意有史考古学，以国人研究考古学者，如李济之、梁思永二先生，皆为研究史前考古学。现在此间之周培智、吴金二君，亦偏重史前。生当时亦以为然，但现下则知学习有史考古学，困难更多。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功夫阅读不可，此项情形，不论攻埃及考古学或希腊罗马考古学，皆属相同，惟希腊罗马考古学，着重大理石建筑及雕刻，与中国情形不同，且伦大此科远不及埃及考古学为佳，故生前月往与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Glanville)教授接洽，据氏之意见，如欲徒之攻埃及考古学，因生已学习过技术方面之课程几种，故以再费二年之功夫，或可告一段落。……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因埃及考古学为比较最发达、最完备之考古学。……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见《敦煌考古漫记》页336~344所收夏鼐致梅贻琦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他随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nmant)参加调查发掘；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在耶路撒冷拜访了正在那里疗养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彼特利。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由英国到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然后取道西亚、印度、缅甸回国，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方授予的。夏鼐到英国重点学习历史时期考古学(埃及考古学)的目的极为明确，从学习的对象内容，田野考古技术，室内整理方法和古物保护，一直到研究工作的准备，无所不包，一切都是为了回国后从事中国考古学之用，真可谓是有备而来，精心选择，为我所用。1941~1942年参加中央博物院在四川彭山崖墓的调查发掘。1943年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1944~1945年去甘肃考古，调查发掘了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和魏晋唐代墓葬，在宁定、民勤、临洮和兰州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否定了安特生(J．G．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夏鼐的田野考古水平很高，早在殷墟做实习生时，便以画图好而被称赞(见《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页1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夏鼐先任副所长，1962年任所长，直至1985年逝世，大约三十五年间(文化大革命中断十几年)他一直领导着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研究，对中国现-古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夏鼐坚持用上个世纪20年代傅斯年等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密切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现-古学。当年他在英国时正是历史文化学派柴尔德的考古学理论流行的时期，50年代柴尔德被大陆誉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很容易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他在比较封闭的年代，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他曾经抵制过苏联把“考古学”改为“物质文化史”的错误，也曾经批评美国“新考古学派”探求“文化动力学规律”的主张(见《什么是考古学》，《夏鼐文集》页30~38)。他利用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一些考古训练班的讲坛教《考古学通论》课程，正面阐述中国现-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夏鼐一贯重视田野考古，在欧洲和埃及都注意田野考古方法之借鉴，坚持用欧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密切结合中国遗迹遗物保存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择善而从。他为考古所建立了一套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的规则，制定调查、发掘表格，保证了考古工作质量，这套规则后来被国家文物局采纳，制定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4年)。他在考古所建立了14C实验室，对史前诸文化的年代序列的排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夏鼐多亲临现场指挥。1950年夏鼐亲自带队在河南辉县第一次成功地剔出古代马车的立体结构，为“土中找土”的中国式考古开创了范例。其后北京明定陵的发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在他的指导下都达到了中国田野考古最高水平，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走向成熟。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中国现-古肇兴之时，是如何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又继续发扬中国学术传统，形成一个全新的学科的经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为探索学术真理，走向西方，接受科学先进的思想和治学方法。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二是中国古代遗迹遗物及其保存实况的实际。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之矢，去射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实况之的。既引进了现-古学，又保持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的传统。实际上不仅在考古学科是如此，在当时文史学科中也是如此。余英时先生在三联书店新编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2004年8月)一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谈这个问题，他曾举出三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燕京大学的洪业，他们正是在不同的学科成功地表现出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传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难道这些事例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

2007.2.9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