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从来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古代翻译佛经如此，现代翻译考古著作也复如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考古学译丛，就是这样一件造福学界的好事。这套书选题精当，翻译质量相对也比较好。如其中获得2005年度中国文物报最佳译著奖的《考古学理论导论》（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内容虽然讲的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却被作者以英国式笔法写得十分生动有力，而且不失深刻全面，译文本身读起来也很流畅通达。
　　西方考古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有两个小小的高潮。其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三秦出版社，1991年7月1版）和《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1版）为代表，这些论著的翻译编纂与八、九十年代西方考古学思潮在中国影响逐渐扩大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而自90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学界对于西方考古学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作用有所反思，中国考古学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受到更多的强调。作为对这一时代思潮的反映，这个时期除了个别学者孤军奋战之外，西方考古学思想的译介工作整体上陷入低谷。若干年沉寂之后，近两年则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代表性译著一是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巨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二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译丛，包括《考古学理论导论》、《理论考古学》（肯·达柯著，刘文琐、卓文静译）和《阅读过去》（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以上三书皆为岳麓书社2005年12月出版），另外译丛预告还将出版《考古学思想史》（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和《民族考古学实践》（尼可拉斯·戴维德、卡洛尔·克拉梅尔著，郭立新、姚崇新译）。第二个高潮既是上一波高潮的延续，也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