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金刚墙，砌筑在底石的南北两边，长47米，高1.3—2.1米，由青石条层层砌筑而成，现保存四至六层，青石条的缝隙之间灌满灰浆。闸墙以折角分为三段，紧靠闸门的闸墙称为正身或由身；正身
两端左右斜张如八字形者称雁翅；雁翅外端的闸墙叫裹头。折角在一块石条上凿出，棱角分明。闸墙四角有木护角，顶端有顶石木桩。
闸墙外砌衬河砖，有顺砌、丁砌和斗砌等几种砌法，逐层相间砌成，砖缝之间填灰浆。衬河砖的高度同闸墙高度相当，宽1米左右。砖的规格基本相同，长38、宽19、 厚8厘米。
衬河砖外堆砌荒石，荒石形状不规则，表面加工痕迹明显，为切割石条、石板等留下的边角料，当为废物利用。闸墙、衬河砖、荒石三者牢固连成一体。
底石，东西长30米，南北宽6.8-16米，由长方形青石板平铺而成，表面平整。石板厚0.25米，拼接处为企口，面上凿凹槽并镶嵌铁锭，铁锭表面和与石板接缝处灌满砂浆，防止渗水和石板错位（图四）。铁锭长22 、厚4厘米，形制与元代银元宝相近。石板下满铺厚20厘米的衬石木板，拼接处亦为企口并以铁钉固定。木板下架木梁，木梁宽25、厚20厘米。木板和木梁下有木桩支撑。
底石的东西两端铺设两层木板，上层木板平铺，宽20－26厘米，厚 18厘米，每隔30厘米钉铁钉固定，铁钉顶端涂满砂浆。下层木板直立，通高2.04米，由7条宽18、厚30厘米的方木拼接而成。木板之外栽密集的木桩，木桩上端与底石齐平。在闸墙裹头旁的木桩上端与闸墙高度相当，最前排的木桩顺闸墙雁翅走势，内侧横置挡水木板。在出水口裹头旁发现2件石夯。
闸墙、衬河砖和荒石外，为层层夯实的三合土，碎砖瓦层和土层相间，其下栽密集分布的木桩。最外面的一排木桩距闸门石柱9米左右，木桩顶部同保存最高的闸墙高度相当。木桩从外到内逐渐降低直至荒石下，高低落差2米左右。最外3排木桩较粗大，排列比较整齐，桩间距50厘米左右，为排桩，其内是密集的木桩。部分木桩的上半部有文字，墨书，内容主要记载木桩的根数，个别文字旁有戳记。其中一根木桩上有八思巴文印章戳记，为水闸的断代提供了直接证据。在有八思巴文戳记的木桩附近，平放1件木夯。三合土内有大量残砖碎瓦和碎石块，夹杂少量碎陶瓷片等，包含物年代最晚的为元代。
通过发掘清楚了元代建造水闸的施工顺序。在选定建闸位置、挖出底槽后，打满木桩以加固土体，底石
下的木桩空隙之处填嵌碎石并夯实，木桩上架木梁，铺衬石木板，木板一直铺到衬河砖下，木板上铺石板，为底石。再建闸墙、立闸门石柱，闸墙基础为大石块，就建在衬石木板上，其上砌多层石条。闸门石柱夹在石墙之间，背后顶一块大石块。石墙外砌衬河砖并堆垒荒石，荒石外填三合土。水闸工程使用了木、石、铁、沙等多种建筑材料。木质材料有木桩、木梁、衬石板、闸板、挡水木板等，初步估算木桩就有上万根。石材全部为青石，有闸门石柱、石墙、底石等。铁质材料有铁锭、铁钉等，底石上镶嵌的铁锭近400只。
根据建水闸所用木桩上的八思巴文戳记和三合土中包含物的最晚年代等，可以确定水闸建于元代。据文献记载，元代在吴淞江及其支流上建造的水闸有：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任仁发奏立都水监，开吴淞江，置木闸；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任仁发于新泾安置木闸二座；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任仁发于嘉定之赵浦，上海之潘家浜、乌泥泾三处，各置石闸二座。志丹苑水闸遗址是石闸，应该同元泰定二年建的六座石闸相关。而六座石闸所处地理位置，只有赵浦闸和志丹苑水闸位置相近。元代任仁发《水利集》第七卷云：吴淞江北岸有“东彭越浦、西彭越浦、赵浦、大场浦、桃树浦”。《三吴水考》记载：“又东为桃树浦，又东为大场浦，又东为赵浦，又东为彭越浦，又东为卢泾浦，俱北通走马塘，南入吴淞江”。文献记载清楚说明赵浦的位置位于大场浦与彭越浦之间。而志丹苑水闸遗址的位置恰好也在大场浦与彭越浦之间。因此志丹苑水闸就是元泰定二年由任仁发主持建造的赵浦闸。
志丹苑水闸的建造工艺，同宋《营造法式》水利工程的官式做法大体相同。任仁发《水利集》卷十《营造法式》对建造水闸有相关记载：“譬欲造闸，长九丈，阔二丈，深二丈，须是开掘河身长十四丈，阔八丈，深三丈。如闸造以上、以下者，从数增减”；“下桩，用松桩，上等长者一丈八尺，径一尺，二千条；中等者一丈四尺，径九寸，四千条；下等者九尺，径七寸、八寸者三千条。用上等者作顶石桩，中等者作撒星桩，下等者作挨桩。于桩侧用瓦屑、青滋泥和填，从一尺起，渐渐筑打积高，须要十分筑实为止。” 志丹苑水闸实物同文献记载建造水闸的技术要求与用材尺寸基本相同，水闸底石长31米、闸门宽6.8米，闸墙高2米余，闸身长42米；底石与衬石木板下的木桩长4米、直径30厘米左右，为顶石桩，荒石外密集的木桩，直径20-25厘米左右，为撒星桩和挨桩，木桩侧用碎砖瓦夯实。可见任仁发建造水闸的方法在建造赵浦闸中得到了完整实施。
建造赵浦闸等六座水闸的目的，任仁发《水利集》中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吴淞江流域江湖泛涨，海潮带沙入港，易于堙塞，因此，泰定二年八月，中书省、江浙行省奏准设立都水庸田使司，以任仁发为副使，在吴淞江建造石闸六座，以通泄江水，节泄水势，疏浚吴淞江。由此可知，石闸的功能
就是泄水挡沙和蓄水冲沙，以助吴淞江的防淤和疏浚。使用方法是，涨潮时关闭闸门，使泥沙沉积在闸门外，退潮时开启闸门，利用水闸内外的水流落差，用闸内的清水将闸外的泥沙冲走。
上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江河湖海为本，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700多年以前，上海的水利工程就已经非常先进，内河航运十分发达。志丹苑水闸的发掘，对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特别是13世纪以后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对探讨吴淞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吴淞江对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上海城镇、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志丹苑考古队）
专家论证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2006年11月18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召开了“上海市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副理事长张忠培，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吉余，广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冯永驱。
与会专家听取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作的“上海志丹苑水闸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老师介绍志丹苑水闸遗址自然背景的报告，并赴志丹苑遗址现场做了考察。专家们围绕志丹苑水闸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遗址发掘后的保护与开发和志丹苑遗址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三个方面进行科学论证。
张忠培、黄景略和麦英豪等认为整个遗址保存十分完整，发掘者根据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推断遗址为元代，这一推论是正确的。与志丹苑水闸遗址相关的还有广州市南越国的水闸遗址和北京的金中都水关遗址，这三个遗址年代有先后，其中以志丹苑水闸遗址保存最好，它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元代水闸，因此是很重要的遗存。刘庆柱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主要是从东周时期开始的，但因为中国传统工程以木构形式为主，因此保存相当困难。都江堰、郑国渠和林渠等主要是由地面调查和试掘发现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现存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遗址大都与城址有关，而单独治河治海的遗址比较少见，因此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发现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空白。
作为河口海岸地理变迁研究方面的专家，陈吉余从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史的角度指出，志丹苑水闸遗址是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和海岸水利工程的重要遗存。志丹苑水闸遗址全套工程建筑保存如此完好，极为不易。长江口的古代海岸水利工程以桩式工程为主，志丹苑水闸遗址建造方法是这种工程模式的代表。与钱塘江古海岸工程相比，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基础工作非常牢固，所用木桩粗大，桩上铺梁和衬石木板的工艺更为考究，闸门、驳岸和过水石面等细部结构的处理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进步。根据长江三角洲的地理条件，他认为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防止海沙倒灌，另一个是防止咸水倒灌。志丹苑水闸的淤积废弃可能与闸下回淤的现象有关，这是长江口海岸水利工程的通病。
赵福生和冯永驱是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和广州市南越国水闸遗址的发掘主持者，他们从自身的发掘经验出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看法。对于遗址的保护，赵福生认为，根据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的经验，应该先请相关文物保护专家拟定保护方案，然后再做博物馆规划。冯永驱将志丹苑水闸遗址与南越国水闸遗址相比较，认为两者建造的基本原理是相似的，但志丹苑水闸的整个做法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南越国水闸的基础是用清基换土的方法，过水面用碎石等夯实处理，而志丹苑水闸使用木桩与过水石面相结合，相比之下有很大进步。
徐苹芳认为志丹苑水闸遗址是反映长江水系、古海岸变化和城市变迁很重要的信息。目前中国发现的水工遗址有南越国水闸、金中都水关和元大都水关等，后两者是一个系统，它们是城门的一部分，是往外泄水的，其做法与《营造法式》的记载基本相同。志丹苑水闸与它们的性质不太相同，但工程做法有继承，也有发展。志丹苑水闸，现存的过水石面基本平整，这与当时坚固的基础工程密切相关。水闸一些结构上的处理方法，是前期看不到的。由此可见，志丹苑水闸做法比《营造法式》记载的更为复杂，这点非常重要，它可能代表了《营造法式》水利工程方法上的一个发展，是中国水利工程史的标志性遗存。
专家们一致认为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发掘工作符合《考古操作规程》，科学、完整地揭示了遗址的全貌，对水闸遗址的工程结构做了细致的清理。志丹苑水闸遗址根据考古发现（元代八思巴文印记）和文献记载，证实它是元代的建筑，在中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宋代《营造法式》总结之后的官式工程在长江三角洲特殊地貌环境下，水利工程又有很大发展的实例，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发现，反映从公元十三世纪以后的上海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中在水利开发上的变化和吴淞江水系变迁的史事，是上海地方史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们建议将志丹苑水闸遗址原址保护，建造博物馆，申请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肃张家川发现战国墓葬
首次发现墓道、车坑、墓室集于一体的大型墓葬，有着极高的规格，可能为秦人统治下的某一支戎人首领墓地；出土的完好如新的车乘构件以及一些目前尚不知其成分的金属器物，将对我国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一批重要且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2006年7月中旬，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在该县木河乡桃园村抓住几名盗掘古墓的犯罪分子并缴获一批文物。为保护这批墓葬，8月初甘肃省文物局委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张家川县博物馆对该墓地此次被盗掘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至12月中旬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马家塬墓地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县城西北约17公里的木河乡，面积3万多平方米。
此次共清理墓葬3座，出土金、银、铜、错金银铁、未知金属器、包金铜、陶、骨、玛瑙珠、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器类有鼎、茧形壶、镏金铜壶、银杯套、釉陶杯、罐、甑、鬲、车軎、车毂、盖弓帽、伞杠箍以及金、银箔的花饰及动物图案车饰品，大量的青铜三角、方块花的车饰，还有一批错金、银铁制车件，包金铜泡和大量的玛瑙珠釉陶珠等。
这三座墓葬中均有车乘随葬;其中M2较小，被盗严重，已看不出车的形状，在墓道西北角一点未被盗掘的地方发现有铜车軎和大量车上装饰用的蓝色釉陶珠，根据这些现象分析该墓也是有车随葬的。这批墓葬均为台阶式墓道，墓道为东西向，台阶位于墓道西端，M1和M3墓道的台阶为宽窄高低不等的9级，M2为7级。在墓道东头的一侧（皆为北壁）挖洞做出墓室，M1、M3为双室、M2为单室。
M1:墓道:长12米、宽5米，深9.70米，在墓道开口层和填土中有马头和牛头随葬，在墓道西北角正北5米处还发现一堆1.5×1.2米见方的牛头骨，有22个之多，这种地表和墓道填土中出现大量马、牛头骨的现象表明当时在墓上曾做过大型祭祀活动。墓道内置放车4乘，可分为三个等级，即用青铜饰品装饰的、通体髹漆装饰的和纯木制的。车厢为皮条编制而成。墓室均为侧洞室，开掘在墓道北壁，洞室为在前洞室内再掘出后室，前室大，近似正方形，后室小，为长方形，前室置放车乘，后室置棺椁；在墓室置放车１乘，墓室中的车乘使用大量长短宽窄不等的错金银铁条对车厢的骨干部分予以加固装饰，错金、银铁条在车板上又做成方格状，方格内以银箔花饰进行填充。车毂部位突出的4个棱边用金、银箔包边。车轮的缘和车辐条上用金、银箔制成不同带弧形的花饰和三角形花饰进行装饰，使其整个车乘从外观上看不到木质痕迹，显现得非常豪华。
M3:墓道长7.60米、宽3.40米,深7.20米；形制与M1大体相同，墓道9个台阶，台阶较 M1窄而陡，墓道中随葬的车与M1大体相同，也为一乘青铜花饰装饰、两乘髹漆装饰、一乘纯木制的。墓室中前室随葬一辆车。与M1不同的是，墓室中车的车厢侧板装饰多以大角羊和金箔虎排列进行装饰，装饰所采用的金银
花饰也不同 。从这些车乘的装饰和纯木质车的车幅细小来看，这里所随葬的车乘并非日常用车，更非战车，极有可能为一种举行礼仪活动时专用车乘。在M3墓室的后室中，西壁留有一生土二层台，一些随葬器物就置放在此台上，共发现 7件，并且为一排置放，从这表象看这二层台是专为安放随葬器物而设的。
在这几座墓葬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般车马坑多以马作为随葬或祭牲用品，而该墓地中确存在着马、牛共出的现象，如M2，我们在墓道底部东壁下发现两具平行摆放的牛头骨，估计该墓中车就是牛车，另外在M3墓道的车前端及车下也发现牛头骨和牛蹄、尾骨，在墓室中车附近也发现牛头骨，在墓道开口处发现的却为马头骨、蹄骨。M1墓道开口处的西北角以及填土中发现的为牛头骨而墓道底部车前却为马头、蹄骨。这种马、牛头骨混在一起的随葬现象对研究这批墓葬以及它的族属、生产、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装饰品及车马器占绝大多数，其中以玛瑙珠和釉陶珠最多，铜花饰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大量的错、金银铁器（均为车构件和车饰件）。陶器较少，仅发现5件，器类有灰陶罐、甑、单耳加沙红陶罐和一件铲足鬲残片。漆器在M3的二层台上发现2件,但因被挤压和腐朽程度严重难以变清器形。在出土器物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为青铜茧形壶和一件为连珠文釉陶杯：茧形壶其颈部铸有一圈贝纹，腹身为瓦棱形，瓦棱内间饰铸蟠螭纹从颈部一直到底，腹部两面铸有兽头装饰。器座成椭圆形圈足，表面铸拧绳纹镶与底部。在该器物底部发现有阳铸大篆铭文，目前释读为一个字，即“鞅”。该器物保存完好，纹饰及铭文都很清晰，将对秦文化的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连珠纹釉陶杯；通体施淡蓝色釉，腹下部装饰7层连珠纹，敞口、小平底。很多学者看后认为该类器物应为西方文化之器，为中西方交流的产物，并认为该类器物应属早期玻璃器。
在M1和M3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装饰品，分别有金虎箔、金蝉、金鹦鹉和一些金花饰，银质器形有大角羊、鲵鱼、虎箔和许多三角形、方形、圆形以及大量的车轮边装饰用的弧形花饰
等，这些装饰品均属车轮、车厢侧板和车毂装饰所用。从这些装饰品的形制、纹样来看，这些器形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一些金属器：从表面上看似为铅制品，但还未经化学检测，发现有牛，马，羊和小壶、俑等，这类金属表面呈灰色，氧化、锈蚀比较严重。但个个富有特点且形象极为生动。
从M2中发现的子母口双耳灰陶罐和褐陶铲足鬲上看，这类器物为戎人文化代表形器。从这现象中不难看出秦文化与戎文化在这里的相互渗透。
几点收获
1、首次发现了这种墓道、车坑、墓室集于一体的大型墓葬，而且墓道呈多台阶，台阶下为车坑，坑壁开挖小龛，在车坑侧面（皆在北壁）挖单室或双洞室。墓道、墓室均随葬车乘，而且车乘依次排列，又可分出4个档次，由墓室至墓道自东向西排列。经仔细观察，这种用金、银、铜、漆进行不同装饰极度豪华的车乘，绝非为一般的战车或日常所使用的车乘，应为一种在举行大型礼仪活动时所用的车乘。从髹漆车乘漆的保存完好状况来看也有可能专为随葬而制作，属明器车。这种墓葬结构应为一种战国时期新发现的墓葬结构表现形式。
2、通过对墓葬结构和大量出土文物的综合表象分析，该墓地具有强烈的秦文化特征，如茧形壶以及茧形壶底部阳铸的大篆铭文等；但又含有戎人文化特征，如单耳夹砂红陶、带鋬的袋形铲足鬲等；从车辆上所装饰的金箔、银箔、铜花片饰、铜动物装饰看，又含有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些特征；从出土的一件连珠纹浅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浅蓝色釉陶串珠等分析，又有着西方文化的特征。
3、从墓葬中出土大量错金铁器（主要为车辆附件）、金、银、铜制的大量车饰品以及漆制的车舆、轮、辐，皮条编制的车厢以及车的数量显示出，该墓地的墓葬有着极高的规格。很多学者看过后认为该墓葬有可能为秦人统治下的某一支戎人首领墓地。另外，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戎人文化的端倪。
4、通过发掘弄清了墓葬结构，包括洞室墓的墓门、门板、门框等结构，也弄清了好多器物在车上装饰的部位，为以后对战国车乘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科学资料。出土的完好如新的车乘构件以及一些目前尚不知其成分的金属器物，如小壶、俑、马、牛、羊等，对这些器物的化学成分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将对我国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一批重要且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秦文化或者戎文化墓葬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实物资料和科学依据。（周广济）
（2007年2月2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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