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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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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如此近的两地，修建形制如此相似的祭坛，究竟是为了做什么？难道他们是不同的部族吗？难道他们是前后相继的两届政权集体吗？这些大墓都埋在祭坛的西南部，在埋葬时显然应该知道祭坛的所在和布局。但为什么如此精心设计与耗工修筑的祭坛，在不长的时期内就被轻易地废弃和破坏了呢？祭坛原初的设计功能又是被什么所取代了呢？这许多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我，种种的推测和假设都不能令自己满意。
1999年至2001年，为了复原和展示汇观山遗址，对汇观山祭坛的主体部分进行了复原性的保护。在修复汇观山祭坛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站在祭坛上思索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些重要节气的日子里，我在祭坛的中心竖立起标杆，测量日影的变化和日出日落的方位。经过两年多的观测与思考，我终于对祭坛的形态意义有了些理解，我发现祭坛原初的设计功能应该是用来观测太阳方位进行测年的场所。现将观测方法与数据叙述如下：
一、瑶山祭坛
瑶山祭坛顶部主体部分为覆斗状结构，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东西长约24米，南北宽约18米，西北角保存较好的石头护坡部位，应基本为原有高度，垂直高度约0.9米。在祭坛顶部偏西的位置，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形成回字形灰色土框，外框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内框南北长约7.6米，东西宽约6米。灰土框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
经测量回字形四角所指方向，分别约为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
二、汇观山祭坛
 汇观山祭坛主体部分为正南北方向，长方形覆斗状结构，东西两端呈二级阶梯状，在祭坛的顶面偏西的位置，同样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做出回字形的灰土方框。灰土框外框南北长约13.5米，东西宽约12米；内框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米。经测量回字形灰土框四角所指方向，也分别约为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另外在东面的围沟中有3个东西向的坑，基本将东面的围沟分为均匀的四段。
通过测量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瑶山与汇观山祭坛，虽然在平面尺寸上略有差别，但两座祭坛所修筑的回字形灰色土框，四角所指方向却是基本一致的。
通过两年的实地观测，我发现冬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135度左右，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的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225度左右。夏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45度左右，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305度左右。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则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
这样准确的规律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且祭坛灰土框的修筑，除尺寸和角度之外，所在位置也应是经过精心设计与选定的，因为即使同样的方位角，所在位置不同看到的日出日落参照点也会不同。从瑶山与汇观山的实地观测看，如果将灰土框移位，则会因为山脉的遮挡而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和角度看到日出日落。
经过了几千年的表面破坏，祭坛的四边可能已不像原初那样精确规范，测量时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但今天我们仍可以利用它们，准确地观测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这毫无疑问地向我们证实了祭坛的实际功能。
祭坛除了用于观测太阳进行测年之外，是否还用于月亮以及星象等其他天体的观测，其他天体的运行规律与祭坛是否构成方位关系，这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观测天象，了解宇宙，对于时间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内涵，尤其农业的产生更是离不开历法知识。中国是最早掌握历法的国家之一，对于日月星辰以及物候的观察，在史书中有很多的记载。
除了观察记录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外，观测日出日落的方位以及日影的变化，应该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并在观测的实践中，最终发明了——圭表和晷仪等观测工具。
关于圭表的产生，我认为最早应该只有圭而无表，圭起初应该只是用不同的土在地上做出日出日落的方位标记，正像良渚文化的祭坛那样，用灰土框标出观察的方位，这种以两种土叠加的方式，或许正是“圭”字起源的真正含义。早期的文献中往往称“土圭”，我认为应该就是在地上做出标记的一种称谓。表应该是在土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现的，表的投影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观测太阳的方位定时，另一个则是通过观测日影的长度定时。
圭表不仅可以测定时间，还可以用来确定东西南北的正方向，《周髀算经》与《淮南子·天文训》对具体方法都有明确记载。《淮南子·天文训》中还记载了在正方向的方形四维中观测日出日落角度进行测年的现象“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这种以正东西基线为基础，确定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维，与良渚文化祭坛回字形灰土框的方位角测年法十分相似。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详细精确的带有刻度的立表观测法，《周髀算经》上即记载了二十八宿刻度立表测年的方法，“乃以置周二十八宿。置以定，乃复置周度之中央，立正表，以冬至、夏至之日，以望日始出也，立一游仪于度上，以望中央表之晷，晷参正，则日所出之宿度。日入放此。”
将这种测影的方法移植到一块特制的木板或石板上，中间垂直竖立一根细柱，便产生了简便而可移动的“晷仪”。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晷仪是秦汉时期的，共有三台。均为石质，整体为扁方体，一面刻图案，两件完整晷仪所刻图案完全一致。仪面中央有一圆孔，仪面有两个圆周和一个不完全的圆周，从第一个圆到第二个圆之间刻有六十九条辐射线，辐射线与外圆相交的末端各有一个小孔，小孔外标有一至六十九的数字，余三十一分空白。两圆周之间有一正方形。正方形的四角还刻有它的对角线的延长线，把圆周又平分为四等分和八等分两种。晷仪上两圆周之间的正方形与对角线延长线上的折角，以及穿过圆心的正东西南北线上的横线标记，我想正是对原先在祭坛上立表观测方法的一种表现。从这种晷仪的形态与使用方式看，都应该与良渚文化的回字形祭坛的测年方法有着深刻的渊源。
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良渚文化是否已经发明了像周汉时期那样的移动式晷仪，或者是否已经掌握了更简易的测定日影长度的圭表，但精心设计建筑的良渚祭坛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被轻易地废弃了，而且在良渚文化中期以后至今还未发现类似的祭坛，如何合理地解说这一现象，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观测方法，使得观象地点的选择不再那么严格而固定，从而取代了那种在山顶上建造观象台的方式。良渚文化晚期出现在玉璧等器物上的台形图案与鸟杆等符号，似乎是一种在高台上立表的象征。这可能正是良渚文化晚期对于立表观象的一种记录。《中国文物报》2007.1.5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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