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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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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栽培稻，又保持了很多野生稻的习性。另外，我们在陶片发现了一颗较为完整的来自于栽培稻的稻谷印痕，长度为7.73毫米，宽度为2.86毫米，长宽比为2.7，这颗稻米比我们现在长江下游普遍栽培的稻米要大得多，可能来自热带粳稻或旱稻，稻运动细胞硅酸体形状解析结果也同样显示这种可能性。
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不仅把长江下游的栽培历史提早到一万年左右，而且也为我们理解稻作起源和长江下游地区原始稻作的发展提供了好材料。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湖南玉蟾岩和江西吊桶环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出土了古稻遗存，这次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说明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区域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可能找到十分古老的稻作遗存，意味着稻作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
以往的研究表明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时期栽培的是粳稻，而且很有可能是热带粳稻。从稻品种的演化角度来看，它们与上山文化有相似之处。从上山遗址所在地沿着河流而下就进入了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发掘成果也表明上山遗址中有跨湖桥的文化因素，在一些地层中还发现叠压关系。综合起来看，我们认为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水稻特性可能是上山文化古稻传播或者影响的结果。
王明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是第三次来，第一次来是为 塘山背，发掘者认为是良渚文化墓地。后来上山遗址成为更受关注的东西，也来过两次。我认为遗址的内涵非常独特，遗址的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认识是清晰的，可以命名为“上山文化”。上山遗址的年代也没有问题。这里要对年代讨论中出现的“中原中心论”提点看法，为什么这里不能是10000年、为什么不相信14C测定数据？为什么长江流域就不能比黄河流域早？有什么理由？当初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时候，质疑也很多，结果怎么样？包括对跨湖桥遗址的争议。应该客观对待新的考古发现。
张忠培（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上山遗址发掘有两点应该肯定下来：1、上山遗址下层是一个新的发现，就浙江来说，有两个地方，上山和小黄山遗址。2、这里的地层关系比较可靠，这儿有跨湖桥地层压着，这个层位根据是绝对可靠的。我不相信它的绝对年代，说的是它没有绝对精确到那个地步。但是相对年代是肯定，是长江下游最早的。
至于命名的问题，刚才王明达同志提出命名，给他一个名称，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我肯定两条：第一条，它是新的，它的层位关系比小黄山清楚。第二条，这里有可靠的层位关系，比跨湖桥要早。这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下游最早的，但比玉蟾岩要晚。
张居中（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首先强调一下，不是对什么有质疑，只是提出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关注的问题。关于年代问题，我认为14C年代只是一个参考，还是应该相信考古界对它的综合文化因素的判断和分析。总体来讲，第一，遗址发现非常重要，是一个重大突破，在全国范围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二，这个遗址的工作做得很成功，文化面貌很清楚，地层关系很清晰，线索和脉络也很清晰。文化现象如敞口盆是十分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方，在功能等方面也很值得研究。器类主体来讲就是敞口盆，第一、二段就是以敞口盆为主的。跨湖桥就没再见过这种器物。敞口盆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是不是它的特有功能消失了，不再需要了。敞口盆花边的做法，多角沿，河姆渡就有，比较特别。
关于命名，考古界一般有原则。从整体上讲，这里的线索更清楚一点，也发现得早一点。
关于稻子，这里的稻子发现很重要，对研究稻作起源有很大的意义。稻子与稻作是不同的，我们更应关注和研究有人的因素在内、有文化内涵的稻作这种行为。稻子对人来讲就是吃的问题，可能就是哪有就到哪采，哪能种就种哪，何时开始利用栽培、稻子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变化等方面都是一个过程。
曹兵武（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物报社研究员）：在深入地讨论上山的新发现以前，应该先看看我们有哪些共识可以作为出发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山、小黄山这类遗存年代上比较早，已经接近稻作与陶器起源阶段，这使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由原来的良渚、崧泽、马家浜以及河姆渡往前更加完善了；其二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早期文化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两大区系的划分，今天看来不仅正确，而且有生态适应、生业和知识体系等更深层的基础和原因，表现是稻作与粟黍农业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起源阶段陶器系统的不同。
稻作起源是人类知识对环境资源选择改变的结果，环境与文化的边缘地区会强化这种结果，严文明先生提出的稻作农业的亚热带北缘起源说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并为玉蟾岩、仙人洞等发现所证实，浙江的发现更是一个新的证据。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稻作文化向北和东北方向传播很快，和全新世大暖期到来后的升温事件有关，随着升温和气候、环境的变化，人类最佳的适应带及文化中先锋部分相应北移，所以在淮河流域的贾湖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浙江一带率先形成稻作文化的高峰。此外，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段，得益于环境多样性等优裕条件和与稻作农业对应的相对复杂的技术与知识系统，南方地区的总体文化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不仅不落后，甚至是比较先进的，因此在早期陶器与其他工具、技术方面也表现出相对的复杂性。这是认识中国史前文化总体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各位的介绍和遗址本身都表明，这是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最早的。从上山遗址陶器看来，种类不是很多，有敞口盆、盘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下，把它跟更早的东西比较一下，这里的东西显然有一些进步，陶器使用功能有一些变化了，最早的时候陶器是一器多用。种类的分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是我昨天参观后的一点认识。
关于年代问题，我觉得像各位先生说的，确实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我提供一个另外的认识，比如跨湖桥的独木舟，只能说明木头的年代，不能说明制作的年代，就是说我们对14C测定要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关于命名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提出来是非常迫切的。对于探索浙江中部地区，探索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迟迟不加以命名，可能会影响到研究。我觉得，从命名条件来看，第一，上山发现最早，第二，文化渊源来讲是非常清晰的。另外关于稻作农业起源与传播问题，我曾经提出衢江谷地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过道这一问题，上山的发现对这一问题是一个新的启示。
芮国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员）：从2000年开始，蒋乐平一直在这边做工作，对上山遗址及以其为代表的遗存的认识过程长达六、七年，做了三期发掘，我认为对此遗存的认识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以敞口盆为代表的陶器内涵，特色很明显。该文化类型的脉络比较清楚，又有一个分布的区域范围，在小黄山也发现了上山偏晚阶段的东西。14C的测定也基本支持了关于年代的判断，目前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我认为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可以命名一个文化类型。对一个文化来讲，现在才是认识过程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区域工作的促进。北区发现的跨湖桥文化特征的遗存，有地方特色，比如出现夹粗砂的陶片，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上山文化的确定对下一阶段跨湖桥文化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刘军（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对上山遗址以前的感觉是要么很早、要么很迟。这次来了以后看到发掘的东西丰富了很多，陶器形也得到了修复，对于分析内涵特征很有帮助。这里的东西早期的比较粗糙，后期的精致一些，总的来说都比较粗糙。器形来说，大部分是平底器，圜底器少见。这里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在上山发现的多角沿，在河姆渡发现也较多，从时间来讲，应该是从这边影响过去的。还有后段一个大型的盆子，这边的大，壁深一点，河姆渡就变成敞腹的，类似种种，看了这些后，我觉得这里与河姆渡的关系到底如何，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浦阳江盆地里就这么一个孤零零的遗址是不大可能的，再找找，可能还会有发现。
关于命名的问题，一般来讲哪里发现得早些、典型些，就以这个地方命名，这个是一个规矩吧。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6.12.29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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