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在结合小流域考古课题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萧山跨湖桥、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的考古发现令人注目，以上山和小黄山两处遗址为代表的又一支新型考古学文化已被学术界所认同。

　　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以及玉石陶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和多角度的研讨。

　　在良渚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卜工先生以良渚玉器的特殊纹饰和琮璧为切入点讨论了良渚礼制，指出其特点就是“傩”；李岩先生就《反山》报告对古国、方国阶段神权在社会结构扩大和维系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体会；焦天龙先生就夏威夷土著的祭坛、聚落与酋邦社会的权力等与良渚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陈淳先生就社会动力及玛雅崩溃与良渚文明的崩溃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方法论改进的重要性。曹兵武先生就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论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再次指出中国文化一直通过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这种基础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裴安平先生就长江流域史前探讨了稻作与史前社会演变的关系。刘斌先生就瑶山和汇观山发现的两座祭坛的总体结构，推测其原初的设计功能应该是用来观测天象进行纪年授时的场所。

　　陶器的考古学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芮国耀先生对良渚文化陶器内涵及其礼器化现象进行了探讨，陶器的研究以往多局限于器物类型学的排比、陶器器物群的确认，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石器研究方面，中村慎一先生对良渚文化石器提出了石器分类的意见，并论及了各种石器与石材的对应关系。

　　作为良渚文化重要内涵的玉器研究仍是会议的热点，一些学者尝试了多角度、多层面对此进行了重新的研讨。邓淑苹先生不但就反山M12权杖玉镦、瑁的刻纹结构进行了讨论，还着重就台北故宫院藏玉器归纳介绍了良渚晚期玉器尤其是刻纹符号的特点；秦岭博士对良渚玉器的纹饰进行了细部结构的比较研究，并从刻纹玉器讨论了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这一研究角度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良渚玉器的研究；黄宣佩先生专门讨论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玉琀；邓聪先生就东亚玉器的线切割研究现状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方向明先生补充了反山M14的发掘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展开研究，其中涉及到了玉器复合形态研究、形和纹饰结构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蒋卫东先生归纳了良渚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的心路历程，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作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良渚遗址群考古研究一直以来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投入人力最多、精力最大、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地区，“良渚遗址群”的提出促进了良渚遗址群考古的深入，遗址群中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新近系列报告的出版促进了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王明达先生对从环境和资源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宏观上的再认识，并再次强调了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赵晔先生从遗址群的范围、形成、变迁、去向讨论了遗址群的时空框架，并归纳了遗址群晚期后段的器物组群，提出“卞家山类型”。

　　在良渚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交流方面，张弛先生就刻画符号、一些特殊陶器论述了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指出其区域间的互动始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区域文化与族群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张敬国先生就凌家滩玉石质地的分析、玉器原料来源的调查以及凌家滩与福泉山玉器工艺技术的比较对凌家滩与良渚玉器进行了比较研究；朔知先生就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论述了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指出了太湖南道兴起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交流的对象和时段特点；黄建秋先生则从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为线索探讨了良渚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出不仅要关注在形态方面的异同或变化，而且要关注其功能的衍变；许永杰先生就仰韶时代晚期的史前考古文化大迁徙也谈到了这一阶段涉及的地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牵涉的文化多，整体上连锁互动等特点。

　　良渚文化晚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心的内容，结合新沂花厅、遂昌好川、良渚卞家山、良渚庙前、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遗址的考古发现，学着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晶女士就良渚文化晚期较晚阶段的遗存认为良渚文化的下限至少应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早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300年左右；栾丰实先生从好川墓地的特点尤其是豆、盉、三喙罐、鬶和台形玉片指出良渚文化的结束年代应基本上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共时，太湖地区的良渚到马桥文化面貌上基本上一脉相承。宋建先生就良渚文化后阶段的年代学、良渚文明的衰变过程指出良渚文化第五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来自于不同方向的文化因素复杂多元，其中源起王油坊类型的文化遗存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广富林文化；孙国平先生从环境、年代、内涵、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论述了好川、良渚和花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可视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继续。

　　良渚文化的多学科参与新近几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高蒙河先生等就长江河口海岸考古地理分别论述了低海拔、严重的水患、生态的脆弱等问题，指出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郑云飞先生从长江下游出土的甜瓜属种子论述了甜瓜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研讨会最后由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先生进行总结展望。张忠培先生先从1936年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山漾遗址的发掘一直到夏鼐先生的良渚文化考古学命名谈起，指出良渚研究的高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江浙沪的考古发现，而八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反山、瑶山的发现改变了大家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向，其中出土的玉器不但是世界上唯一的，在中国也是空前绝后的，新近几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狠抓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现在是进入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严文明先生谈到良渚五十周年纪念会是田野工作的方法即聚落的方法达成了共识，六十周年纪念会是认识到了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严文明先生在谈到今后的研究中神情凝重地指出了他所面临的危机感，说到各个地方都挖了不少遗址，但这些遗址是怎么出来的？一些地区的“土地整理”是良渚研究的大灾难。严先生在肯定良渚遗址群的保护和规划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要将良渚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那就是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发展水平，良渚文化牵涉到中国往后的历史发展，良渚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唯一的。严先生衷心地希望想尽办法多做勘探、调查，力所能及地加强保护措施，进一步做好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群的考古规划。

　　本次纪念良渚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势必将有促进作用。以此为契机，今后更应在课题意识下强调多学科的合作，强调考古学方法论和技术的改进，强调文物保护意识，强调区域之间的合作，将良渚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6.12.1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