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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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

深县、蠡县、安新一带③。因而，河北平原的诸多水系是汇入黄河，然后从天津附近注入渤海的。(图一)此外，在太行山山前洪积扇和古黄河之间的交接处，存在着由众多大小湖泊组成的湖泊带，其中见诸文献记载的有大陆泽、荥泽、澶泽、黄泽、鸡泽、泜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等，这些湖泊是太行山、燕山山前洪积扇和古《山经》河、《禹贡》河西、北侧自然堤之间交接洼地，由发源于太行山、燕山各河流潴汇而成④。当时的河北平原东部虽然河流纵横、湖沼密布，然而却并不适于人类生存。如今太行山以东广大的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的土壤为潮土一沙土或盐化潮土、水稻土，生长着小麦、棉花、玉米和杂粮，是河北平原的粮食高产区⑤。但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并因此在平原上留下了众多的湖泊和沼泽，因而在当时这一地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与河北平原东部不同，当时的平原西部，即太行山与冲积平原之间为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扇平原区。这些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扇平原呈南北状分布于太行山脉之东麓。巧合的是，现今发现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图二)可见在当时广袤的河北平原沼泽密布、洼地连片的情况下，古人只能选择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平原居住。这一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或可称之为太行山走廊地区。从现今的地理位置看，这条走廊北起燕山山脉，南止于沁河谷地，西依绵延的太行山，东临辽阔的华北冲积平原，为南北陆路交通的通道。而在中全新世时，这条走廊西依太行，东临黄河，其间的宽度仅为70千米～120千米，因而走廊的态势更加明显。

下七垣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于这条走廊上，也就是说，建国以前的商人，几百年来一直生存在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走廊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商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走廊以东众多湖泊沼泽中生存的大量的水生动物又为商人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虽然走廊东西两面分别为太行山和黄河以及湖沼所阻隔，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商人活动的空间，但太行山和黄河这样天然的屏障，为商人构筑了一个相对封闭和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商人居于此处，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袭击，甚至可以阻隔来自东西两面其他部族的进攻。然而不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显示出，商人并非一直固定于某个区域，而是处于不断的迁徙之中。由于走廊地区独特的地理走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人向东西方向的发展，因而只能游移于狭窄的走廊地带。观察商人活动地域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约在先商中期之后，商人不再向北拓展，而是选择了南方作为其迁移的方向。为何商人于此时开始南迁?当我们翻检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时，发现其南下与气候变迁之间似有一定的联系。

据相关专家研究，距今8500年～3000年为中国的全新世大暖期或气候最适宜期⑥。其中，距今5000年～3000年虽然不如距今7200年～6000年大暖期鼎盛期那般温暖湿润，但温度的波动较为和缓，同时也比较暖湿。这一点在粉尘堆积⑦和土壤磁化率⑧、冰芯记录⑨、山地冰川进退和雪线的升降⑩、植被的变化⑾、古河道和湖沼的发育⑿以及湖海平面的升降⒀等方面均有清楚地呈现。与全国的气候变化同步，在距今5000年～3000年的近2000年间，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当时平原上落叶阔叶林极为发育，这一时期的森林成分除有松外，阔叶树在森林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树种亦极多，有栎、桦、榆、桑、胡桃、臭椿、椴、柳等。此外，个别生活在北亚热带的树木如山毛榉、枫香等迁移至河北平原的南部，目前只分布在江淮一带及其以南地区的水蕨则于当时北抵河北平原北端。据有关专家测算，1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度～5度，7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1度～2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200毫米⒁。由于气候暖湿，河流水量增加，流量较稳定，含沙量小，加之海平面上升，地面坡度变小，河北平原主要是弯曲性河流和牛轭湖的河湖相交错。当时黄庄洼—七里海、白洋淀—文安洼、大陆泽—宁晋泊三大洼淀群及其间众多的湖沼洼地断续地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洼淀群⒂。有学者对当时白洋淀地区的气候进行研究，发现在大暖期水生植物孢粉的百分含量较之前大增，特别是以喜暖湿的水蕨植物在本区的大量繁殖最为突出，其含量达到孢粉总数的67.6％，据此推测当时白洋淀地区的气温比现在高2度～4度，降雨量多200毫米⒃。由于气候变暖，水量增加，沼泽面积扩大，所以喜暖喜湿的竹鼠、獐、貉、水牛、四不像鹿等动物活动其间。渤海湾沿岸海平面升高，古海岸线最高时达到海拔3米～5米附近的无棣、孟村、青县、天津、宝坻、玉田、丰南、唐海、乐亭南⒄。所有这些反映出河北平原气候温湿，湖沼交错，草木繁盛的情景。虽然如上所述，自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的气候仍然较为温暖湿润，但有学者研究后发现，这2000年间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相对而言，距今4000年之前为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期，距今4000年前后则为一多灾的时期⒅。这一灾难表现为气温急剧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干旱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替带的北界南移了近1个纬度⒆。这次大的气候变异对以后的气候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

一、植被变化地处北方的长白山孤山屯剖面的孢粉分析表明，从距今4000年起，松、云冷杉数量明显增加，植被由榆、白蜡树、栎、胡桃和桦占绝对优势的阔叶林演变为松、云冷杉为主的针阔混交林⒇。晋北阳高地区的王官屯也从距今4000年开始出现乔木花粉下降、性喜冷喜湿的冷杉花粉增加的变冷过程[21]。(图三)内蒙古大青山调角海子剖面中的油松花粉浓度在距今3900年之后突然降低1个数量级以上，一度消失的冷杉花粉再度出现。从距今3700年～3500年前后开始，这一地区植物密度降低，森林环境为草原或森林草原环境取代[22]。(图四)二里头遗址在距今4000年之时，木本植物孢粉占总孢粉数量的17.5％，水生草本植物占24.9％，其中乔木以落叶阔叶的桦、桤、栎、桑为主，反映出较温暖湿润的环境。但自距今3900年～3650年，木本植物中阔叶树种突然减少，且以松属为主，草本植物含量大大增加，显示出气候向凉干转化的过程[23]。杭嘉湖地区相当于距今4000年的孢粉组合中常绿阔叶林中的青冈栎、栲属已不存在，柏科增加，水生植物减少。其后的距今4000年～3600年为松阔混交林为主的干凉期[24]。

二、动物群迁徙以喜爱温暖气候的四不像鹿为例。四不像鹿多居住在山麓、平原和湖沼附近，曾出现于末次冰期的凉湿阶段，距今7500年～5000年期间繁盛于我国东部地区，在北纬40°以南，太行山东经110°以东，南达大别山和江南丘陵边缘的广大区域均可见到其踪影。但据历史记载和¹⁴C测年数据，距今4000年～3500年间因气候变冷，四不像鹿减少，直到殷墟时代气候变暖，四不像鹿才又大量增加[25]。三、海平面升降与海岸线变化从我国东部海平面变化曲线来看，距今15000年～6000年前海平面迅速上升，其后有过几次大的波动，其中距今4000年左右海平面变化曲线出现明显的低谷[26]。在渤海湾西岸，由4道发育良好的贝壳堤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岸线在4．0kaBP之后开始后退[27]，其中第三道贝壳堤以巨葛庄为中心向海河南北两岸延伸，堤宽100米～200米，海拔3米～4米，高出周围地面0．5米～2米，呈断续的垄岗状出现[28]，经¹⁴C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400±175年[29]。(图五)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有多条冈身和沙冈，如吴淞江故道北岸自西向东共有五条沙堤(又称冈身)，其中最东一条形成时间为距今4000年～3000年。此外，自距今4000年之后的贝壳堤下伏滨海相泥层标高为0．5米～1．5米，反映出此时海面下降、陆地向外扩展的情景[30]。四、湖泊水位变化位于北纬40°现今季风边缘区的岱海、青海湖等湖泊，在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以后一直持续高湖面，但到距今4000年时湖面开始迅速收缩，湖泊水位急剧下降，并进入低湖面时期[31]。地处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的湖面和湖水温度也自距今4000年～3500年始明显下降[32]。

五、降水量分配不匀，非旱即涝距今4000年之后的几百年为全新世大暖期行将结束之时，这一时期的气候波动剧烈[33]。这种气候的频繁波动往往与各种灾异的出现相对应。由于气候极端不稳定，气温和降水量变率增大，旱涝等各种灾害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时期[34]。有学者对近5000年来我国中原地区的年降水量进行估算，发现距今4000年～3800年期间为大旱期，这种干旱一直持续到距今3600年方才结束[35]。(图六)大旱往往与洪水相携而行。一般而言，冷于时期由于降水集中，多数时间没有降雨，年降水变率大，因而河流流量变率也大，所以易发洪水；而暖湿时期由于年降水变率小，河流流量变率也小，因而不易暴发洪水。而此时的华北平原多有洪水的记录，有学者根据古河道砂体以及埋藏在该砂体中的草炭、木炭、漂木及其上面的泥炭层、古遗址的材料，认为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华北平原有过洪水期[36]。还有学者对滹沱河岗南一黄壁庄段古洪水进行调查后，发现距今3500年前后有过一次大的洪水，洪峰流量达25500m³／S[37]。这一变化与竺可桢于20世纪70年代据考古、气候和历史资料恢复的中国近5000年温度变化曲线所反映出的事实正好一致。所有这些反映出在距今4000年～3500年之间有一次较强的降温过程[38]。这一降温过程恰巧与欧洲、北非、近东、美洲和印度等地同时期发生的气候突变相互对应[39]。在距今4000年～3500年，全球性气温突然下降，当时年平均气温下降幅度可能达3度以上[40]。巧合的是，历史文献也为我们传达出相同的信息。夏朝的建立约在公元前21世纪[41]，正好处于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异的时期。《尚书》、《墨子》、《论语》、《左传》、《楚辞》、《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众多文献记载了夏初发生洪水、大禹治水之事[42]。如《尚书·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与大禹治水相关的记载，如《*[上两个“号”+中两个“巾”+下“火”]公盈》开篇即为“天令(命)禹尊(敷)土，*[阝+两个“圣”](随)山*[壑去土加灬](濬)川。”[43]由此可以确知，大禹治水之事当非向壁虚构。尽管对于这次洪水持续的时间，不同文献有不同说法[44]，但夏初存在过特大洪水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其后的夏王少康、杼在位时，也发生过大水。《今本竹书纪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45]。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国语·鲁语上》也记载了此事：“冥勤其官而水死。”除涝灾外，夏代还发生过旱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旱灾多集中在夏代末年。《古本竹书纪年》：“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46]《今本竹书纪年》说帝癸二十九年“三日并出”。《墨子·非攻下》：“遝至乎夏王桀*[车+告]有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商初时仍然多旱灾，因而商汤求雨救旱的故事流传极广，在《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尚书》、《史记》、《说苑》、《韩诗外传》、《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蛛丝可寻。《吕氏春秋·慎大览》：“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汤……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庄子·秋水篇》：“汤之时，八年七旱。”《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墨子·七患》云：“殷书曰：汤五年旱。”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整个夏代旱涝灾害极为频繁。尤其夏桀时伊河、洛河枯竭和汤时大旱多年的记载，反映出时至夏末和商初，中原地区仍处于一个气候多灾的时期[47]。如上所述，自距今4000年来整个北方地区的气温骤然下降，紧接着降水减少，气候的转变引发了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48]。温度的下降、降水量的锐减和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于习惯了以农业为生的商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相关学者研究，作为当时商人主要农作物的粟，对于温度的要求极其敏感[49]。如果温度下降3度，那么农业种植上限降低，有效积温和有效无霜期也相应减少，因而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便无法保证[50]。而降水量的突然减少同样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51]。在此之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之时，农业的北界达到今长城地带[52]。然而在经历了这次的降温事件之后，原来农业繁盛的地区或者向牧业转化[53]，或者为了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向南迁徙[54]。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北土植物生长期本已短促，塞外干寒，可以容忍的变化边际极为微小。气候一有改变，越在北边，越面临困境，于是一波压一波，产生了强大的推力。”[55] 气候的变化和北方民族的相继南下，给居于连接北方与中原的走廊地区的商人以巨大的压力。当商人所处的走廊中北部的环境不再适宜生存时，向南迁徙无疑便成为最好的选择。当时居于商人南部的是-、经济、文化和军事均较商人先进得多的夏人，商人在南下过程中，接触到较为先进的夏文化，并因此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如果说商人最初南下仅仅是迫于生存压力，最初与夏及夏的与国交往是出于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倾慕的话，那么其后来的举措则完全背离了初衷，而衍变为一种贪婪的征服历程。由此看来，商人之所以南下，与狭长的太行山走廊的地理态势和气候的干冷化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促成商人南下的诸项要素中，自然环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商人被迫南迁，而接触到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夏文化，从而刺激了商人本身民族文化的发展。 (此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先生、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许清海先生、李月从女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六种：a．东北说。以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干志耿(《先商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先商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蔺新建(《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等为代表。b．河北说。以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为代表。 c．晋南说。以李民(《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为代表。 d．东方说。以王国维(《说亳》、《说商》，《观堂集林》卷十二)、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殷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等为代表。 e．东南说。卫聚贤主此说(《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江苏研究》3卷第5、6期，1937年)。 f．陕西说。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荆三林(《试论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李民(《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人持此说。 ②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沈勇：《商源浅析》，《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朱彦民：《商族迁徙试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③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25～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136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⑥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计宏祥：《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哺乳动物与气候波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6年第1期；何元庆等：《冰芯与其他记录所揭示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变化特征》，《冰川冻土》2003年第1期。 ⑦周昆叔：《塑造现今地质地理环境的划时代事件——2500年来气候变凉干及其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⑧土壤磁化率的高低同样能反映出气候的变化。较高的磁化率值，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温湿气候下湿度增大促成的植被密度较大、成壤作用较强的状况；反之，低磁化率值指示着湿度较小、植被稀疏的干冷气候状况。同时，高磁化率记录着弱风力状态，反映出暖和的气候，低磁化率反映的则是强风力状态和干冷的气候。相关学者对甘肃东乡巴谢、兰州九州台、陕西榆林三道沟等地黄土剖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5kaBP～3kaBP时磁化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安芷生等：《最近2万年中国古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黄土、第四纪地质、全球变化》第2集，1990年；Chen Fahu．Li Jijun，Zhang Wenxin，1991，Loess stratigraphy of the Lanzhou Proile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deep sea sediment and ice core record．Geo． Journal,24(2)，PP．201-209；高尚玉等：《全新世大暖期的中国沙漠》，《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⑨氧同位素记录同样可以指示出气候的变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加德研究格陵兰岛地方的冰川，发现气温升高时，¹⁸O同位素就增加，气温每增加1℃，δ(¹⁸O)‰就增加0．69‰(转引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在山地冰帽上钻取冰芯分析，可取得分辨率较高的由δ¹⁸O值变化所示的温度波动。从冰芯记录来看，迄今为止，在我国钻取覆盖年代最长而且有可靠年代资料的冰芯有敦德冰芯和古里雅冰芯。其中古里雅冰芯采自青藏高原西北边缘，所显示的结论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一致，这与该地区在全新世时受到全球性大气环流即西风环流的影响有关。敦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受到我国特有的季风气候的影响，其氧同位素显示，从5kaBP～3kaBP的大约2000年时间内，气候总体趋势是比较温暖的(何元庆等：《冰芯与其他记录所提示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变化特征》，《冰川冻土》2003年第1期)。⑩山地冰川和雪线的升降与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地区在某个时间段气候温暖，那么雪线便会上升，气候转寒时雪线便会下降。冰川的变化与此同步。西藏高原全新世冰川和雪线变化曲线反映出，在5kaBP～3kaBP期间，冰川的长度与雪线的高程均反映出这一时期较为温暖的气候环境(李吉均等：《西藏冰川》，科学出版社，1986年)。竺可桢曾将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进行比较，得出了二者变化大体同步的结论(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⑾孢粉所记录的大量的植被变化，可以说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从现有资料看，东部地区大暖期的到来和结束时间较西部地区要晚一些。总体而言，5kaBP～3kaBP期间中国东部地区以暖温带阔叶林为主，还有部分亚热带阔叶树种和水生类植物的分布，反映出一种暖湿的气候f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⑿水文河道同样记录着气候与环境的变化。相关学者对黄河、清河、漳河、滹沱河等古河道带进行钻探解剖研究，发现埋深8米～20米的深度由深灰一灰黑色淤泥质粉砂夹草炭组成，孢粉组合是以松、栎、榆、椴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含大量水生、沼生以及亚热带植物孢粉，表明气候温暖湿润，为中全新世古河道。这一时期古河道不发育而古湖沼发育，属第一古湖沼发育期，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流量加大，但变率减小，含沙量也小。由于此时正值高海平面时期，地面坡度减小，因而河流稳定，河道弯曲，形成许多牛轭湖，整个平原以湖沼相沉积为主(吴忱：《华北平原古河道的形成研究》，《中国科学》(B辑)1991年第2期)。而其中的白洋淀为当时最大的湖泊之一。古白洋淀黑色湖积层指示在全新世中期，该湖区曾星罗棋布抵太行山山前。保定市所在处，北、东、南部被古白洋淀包围而成半岛。古湖区的南界自望都向东，经蠡县，折向东，到任丘以东。北界在南拒马河和南易水河以南(周昆叔：《环境考古问题》，《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 ⒀内陆湖泊水面和东部海平面的变化是气候变化的良好指示器。如果气候变冷，则湖面和海平面随之下降；气候转暖，湖面和海平面升高。在5kaBP～3kaBP近2000年的时间内，位于内蒙古凉城的岱海、青海湖和西藏西部的班公湖等3个湖泊均处于较高的水位(王苏民：《末次冰期以来岱海环境变化与古气候》，《第四纪研究》1990年第3期；《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湖泊记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海平面的变化与此相类，5kaBP之前海平面比现今要高，之后总体上处于下降过程，但其间有多次回升，在辽宁沿岸、渤海湾西岸和苏北等地先后形成高出现今海岸线的贝壳砂堤(赵松龄、赵然涛：《中国晚第四纪海平面变化研究的发展》，《中国海平面变化》，海洋出版社，1986年)。 ⒁周昆叔：《中国北方河谷平原区三万年来植被史梗概》，《第一次全国¹⁴C学术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107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⒂吴忱、许清海：《从卫星图像看海河平原洼淀的形成与演变》，《黄淮海平原水域动态演变遥感分析》，科学出版社，1988年。 ⒃许清海：《白洋淀地区全新世以来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初探》，《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88年第12卷第2期。 ⒄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113～114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⒅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吴文祥、刘东生：《4000a 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5期。 ⒆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中的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3年第13卷第4期；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431页，1996年；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⒇刘金陵：《长白山区孤山屯沼泽地13000年以来的植物和气候变化》，《古生物学报》1989年第4期。[21]孔昭宸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22]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第4期。 [2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24]洪雪晴：《全新世低温事件及海面波动》，《中国近海及沿海地区第四纪进程与事件》，海洋出版社，1989年。 [25]黎兴国：《从我国四不像鹿化石的时间分布看全新世气候变化特点》，《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文集》，186～194页，地质出版社，1984年。 [26]赵叔松、赵希涛：《中国晚第四纪海平面变化研究的进展》，《中国海平面变化》，海洋出版社，1986年。 [27]王强等：《十五万年来渤海西、南岸平原海岸线变迁》，《中国海平面变化》，海洋出版社，1986年。 [28]赵希涛：《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岸线变迁》，《华北断块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5年。 [29]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天然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报告之二》，《地球化学》1974年第1期。 [30]徐馨：《中国东部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贵州地质》1989年第3期。 [31]王苏民等：《全新世气候变化的湖泊记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王苏民等：《内蒙古岱海湖泊环境变化与东南季风强弱关系》，《中国科学》(B)1991年第7期；陈发虎等：《青海湖南岸全新世黄土剖面、气候信息及湖面升降探讨》，《地理科学》1991年第1期。 [32]王富葆：《青藏高原全新世气候及环境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33]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1，《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孔昭宸等：《中国北方全新世大暖期植物群的古气候波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年第4期；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3期。[34]施雅风等：《中国气候和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初步研究》，《地球科学进展》1991年第4期；施少华等：《中原地区晚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地理学报》1992年第47卷第2期。 [35]王部等：《近五千余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年降水量方面的变迁》，《中国科学》(B辑)1987年第1期。 [36]吴忱：《古河道与古水文—兼谈海河平原古洪水》，《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殷春敏等：《全新世华北平原古洪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7]詹道江等：《岗南、黄壁庄水库古洪水研究报告》，转引自吴忱等《华北地区晚全新世初期环境变化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年第2期。 [38]承认这一降温事件的学者主要有：徐馨：《中国东部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贵州地质》1989年第3期；徐馨等：《全新世环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年第4期；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中的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3年第4期；方修琦：《4000—3500aB．P．我国的环境突变事件研究》，《地学前缘》1997年第4期；方修琦等：《降温事件：4．3kaBP岱海老虎山文化中断的可能原因》，《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3期；许清海等：《孢粉分析定量重建燕山地区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理科学》2004年第3期。 [39]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1998年第4期。 [40]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中的气候突变事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3年第4期。 [41]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始年，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82页。[42]孙淼：《夏商史稿》，159～16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43]李学勤：《论*[上两个“号”+中两个“巾”+下“火”]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44]关于洪水持续时间，不同文献说法不一，有五年、七年、十年、十三年等不同说法。如《管子·山权数》：“禹五年水。”《墨子·七患》引《夏书》：“禹七年水。”《荀子·富国篇》：“……禹十年水。”《庄子·秋水篇》：“禹之时，十年九潦。”《山海经》注引《尸子》说：“禹……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史记·夏本纪》：“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河渠书》引《夏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详见孙淼：《夏商史稿》，161～16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45]《今本竹书纪年》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收录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188～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下文中凡引《今本竹书纪年》者均出自此书。 [46]《通鉴外纪》卷2引。 [47]关于夏代的生态环境，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多有研究，可以参考。 [48]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以冷暖变化为例：当气候由寒冷转向温暖时，南方开始得早，北方开始得晚一些；而当气候由温暖变为寒冷时，北方开始得早，南方开始得晚。以走廊地区为例，虽然其南北相距仅700千米，但气候的变化相差可达100年～300年。见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161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49]张家诚在《中国气候总论》中对于温度与粮食产量的关系进行过研究，认为“温度变化1℃大致相当1个熟级的变化。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每变化一个熟级，产量变化约为10％。也就是说，年平均温度上升或下降1℃，有粮食产量增加或减少10％的潜力(350页，气象出版社，1991年)。 [50]方修琦等：《降温事件：4．3kaBP岱海老虎山文化中断的可能原因》，《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 [51]“在降水变化100毫米时，按1毫米降水量相当于亩产半公斤计算，亩产的变化可以达到50公斤。”(张家诚：《中国气候总论》，350页，气象出版社，1991年) [52]林法：《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53]如朱开沟文化便是最典型的例证。3.7kaBP气候变干过程开始之时，朱开沟文化开始由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到3.5k8BP之后牧业文化从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以游牧文化为主导(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年第4期)。 [54]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2分，1994年6月；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5期。[55]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虽然许倬云先生所论时代与此不同，但汉末至南北朝时期与夏代一样是处于气候的又一个转变时期，因而可以互相参证。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91) 原载《中原文物》(郑州)，2006．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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