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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形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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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特点，即延续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传统。但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在龙山时代，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在种植粟类作物的同时，开始普遍出现稻谷，另外还发现了大豆。在二里头时期，小麦开始传入这个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到了二里岗时期，稻谷继续保持一定的数量，但小麦的种植规模突然大幅度提升。可以说自二里头时期开始，这个地区已经建立起包括粟、黍、稻、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实行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单种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这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重要标志。
袁靖负责的家畜饲养研究，通过对王城岗、新砦、陶寺、二里头等4个遗址出土的51712块动物骨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即以饲养家畜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但是，自龙山时期开始，各个遗址都在保持传统的家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数量最多的前提下，在家养动物中出现了黄牛和绵羊等新的种类。这些新的种类在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数量有所增加。黄牛、绵羊这些动物除了可以丰富当时人的肉食资源种类以外，在宗教祭祀方面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绵羊的出现相当突然，这可能与当时已经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对绵羊骨骼的DNA研究也为进一步确认这种交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为此时出现的饲养黄牛和绵羊要比公元前8000年出现的家犬和公元前6200年出现的家猪晚数千年，为何直到公元前2500年以来才开始把黄牛和绵羊作为家畜饲养的动因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饲养多种家养动物不仅可以确保肉食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同时这些动物也成为等级的象征，分别在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肉食资源到宗教行为，这个时间段里新出现的家养黄牛和绵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雪莲负责的食性分析也有新的发现，张雪莲通过对陶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44个人骨和猪骨标本及吴小红通过对新砦遗址出土的8个人骨标本进行碳、氮同位素分析，发现这三处遗址古代居民食物结构基本上是以C4类食物为主，即以粟和黍类为主要食物来源，但是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基本上都属于C4类食物，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人骨中C3类食物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可能和当时这两个遗址的人食用的植物性食物不同有关。而三处遗址古代居民食物结构中的蛋白质比例有高低之分，即二里头的营养级较高，另外两个遗址的营养级较低。陶寺和二里头出土的猪骨标本显示出当时当地人与猪的植物性食物来源相近，反映出当时的农业发展程度已经能够支持家畜饲养所需要的食物消耗。
李延祥负责的铸铜遗物分析，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各期的36块熔铜渣、炉渣等铸铜遗物的分析和研究，发现该遗址可能存在砷铜和锡（铅）青铜这样两种合金使用传统，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大约发生在二里头遗址二期，砷铜和锡（铅）青铜的使用可能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而且还出现了含砷的锡（铅）青铜。鉴于多次检测到含有银、铋、锑等元素高锡铅（砷）合金颗粒炉渣，推测配制锡（铅）青铜（可含砷）的锡料可能来源于铅锡合金（可含砷），这说明二里头遗址合金配料应该来源于一种锡铅（砷）共生的矿产资源，即原生的铅锡共生矿，因为铅锡共生的矿床通常伴生有砷、银、铋、锑等。铅锡砷可能来自同一矿床的推断对于揭示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寻找其原料产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冶铸器具的研究发现，考古学界称之为“坩锅”的熔化器具实际已经具有了熔炉的性质，这为今后进一步探讨冶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吴隽和王增林负责的陶器分析，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72件陶器样片的分析发现，其中有54件陶器样品为软陶，烧成温度多在900~1000度之间，其制作原料为普通黏土，亦中原地区的黄土。王增林依据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分析结果，可以把这72件陶片样品分为A、B、C三组，其间的差异既反映出胎土的不同，也可能与当时存在的文化交流有关。例如，A组有两件深腹罐，从器形上看明显属于山东岳石文化，但它们的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显示出其与二里头遗址的陶器成分极为相似，说明很有可能就是在二里头遗址制作的。我们虽然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当时山东岳石文化的陶器是否传到二里头遗址，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其制陶工艺传到了二里头遗址。再如，属于C组的灰陶爵，其成分与这次分析的其他陶器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可能是一件从别的地方传入的陶器。
王小庆负责的石器分析，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石器以斧，锛、锄、铲等为主，磨制石器中石斧的数量最多，通常占到出土磨制石器总数的30﹪到40﹪。此外在此阶段还存在有一定数量打制的敲砸器、砍砸器等。而到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打制石器已十分少见，石斧、石铲等在各类生产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刀、镰等收获工具在各类生产工具中的数量则占绝对优势。刀、镰等收获工具数量的大增表明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小红负责的玉器分析，通过对二里头、陶寺遗址出土的26块玉器、绿松石进行矿物、主微量元素分析，发现玉器样品中很大部分不属于真正的透闪石软玉，而属于其他的矿物，似乎当时的人们对于部分玉料的选择还很随意，或者说是玉料紧张而用其他容易得到的矿料代替。邓聪负责的对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中闪石玉器开片是以片切割技术生产毛坯。玉器制作过程采用了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技术体系。通过照相技术，确认了闪石玉圭和石钺上的装柄痕，为探索圭、钺的装柄方式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同时还确认了牙璋阑部的浅刻花纹，牙璋上的一些浅刻纹饰是二里头文化玉器纹饰一种特色。邓聪还对二里头文化绿松石嵌片、管、珠制作和使用历史作出初步复原，并对嵌片的制作、形式分类、拼合方式及对大型龙形器的工艺进行了研究。
综合以上七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研究的收获，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包括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最为明显。自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这个时间段里，中原地区在保持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开始普遍出现水稻和饲养黄牛。同时，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这个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水稻、小麦、黄牛、绵羊等动植物在这个地区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作物品种或家养动物种类的增加，还应该伴随有特定的种植制度和饲养方法的传入，这些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不仅加速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而且还会对这个地区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小麦的种植规模突然大幅度提升，这个变化对后来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种植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对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人骨和猪骨的食性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不同遗址和不同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变迁。严格地说，除二里头文化出现小麦以外，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农业经济其他方面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除农业经济以外，在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制作等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是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的重要特征。比如在龙山文化晚期首次出现复合范铸造的铜铃，在二里头文化里除发现容器、兵器等众多青铜器以外，还首次发现大型的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器用多块内外范拼合铸造，出现包括砷铜和锡（铅）青铜在内的合金技术。这个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还有白陶、黑陶及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等，陶器成型工艺采用手制、模制、轮制三种方法，不少陶器做工精致，造型优美。作为当时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中，石斧、石铲等多功能生产工具的比重下降，打制石器减少，而石刀、石镰等专门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玉器种类较为丰富，其加工方法表现为采用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手工业经济技术中，二里头文化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是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
第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密不可分。
迄今为止，对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之前、之后及其他地区的各个时间段里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都还没有开展过定性定量的研究。我们不能把中原地区特定时间段的经济技术状况与其他时空范围内的经济技术状况进行任何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依据我们此次获得的中原地区的实证性资料，我们还不能就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状态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提出明确的结论。即我们不能肯定究竟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出现国家，推动了文明的演进。还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带动了经济技术的发展。但是从二里头文化出现的多个大型宫殿基址及各种专门的手工制作业的形成这些事实，不但显示出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而且还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也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可以为其他生产行业的人提供食物保障。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经济技术的发展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由于等级制度的形成在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些在龙山文化开始出现的动物种类和人工制品在确立等级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猪在龙山文化以前一直是古代人类用来沟通自己与神、祖先关系的动物，在龙山文化及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黄牛和绵羊在这种宗教祭祀活动中也具备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提及的“太牢”和“少牢”等王和卿大夫在祭祀活动中必须使用的牛、羊和猪，自龙山文化开始都已经存在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牛、羊和猪等家养动物还被分出高下，成为等级的象征，在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的关系中分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里头遗址中首次发现包括爵、斝、鼎等具有身份地位象征的青铜礼器，开始形成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二里头遗址中首次出土的大型玉刀、玉璋的刃部大部分不见使用痕迹，这些可能是特定礼仪场合使用的仪仗。因此我们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等级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一系列物质保障。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中原地区的经济技术方面存在长距离交流的一些重要证据。例如，在龙山文化及其向二里头文化演变时期出现的小麦和绵羊最早的起源地是在西亚地区。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分析，可以证明当时山东东部的文化因素传到了河南西部。不断增强的地域相隔很远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对古代文明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课题涉及的4个遗址的研究，我们首次对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农业经济形态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比较科学地把握了当时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的发展状况。同时通过研究、归纳当时的手工业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对当时的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等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填补了以往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一系列实证性资料，显示出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大致认识到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的特征有别于同一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经济状况，同时在这个时间段里，公元前1500年以后商周时期经济基础的雏形基本形成。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经济技术的变化和发展与文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
但是因为不能与其他地区及不同时期的经济技术状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我们还不能把握中原地区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各种经济技术现象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不能对这些特殊现象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给出结论性的解释。有鉴于此，今后在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时空范围，对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之前、之后的不同时期、黄河上游、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不同时间段里的包括生产力发展状况、原料产地、显示等级制度的物质因素及文化交流现象等等在内的经济技术状况开展系统的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对于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握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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