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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世界冶金史大会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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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当时的标准。早期和中期青铜时代，卡尔尕利这样新的矿脉成为新的矿冶中心。这些矿冶中心为周围大范围的地区提供半成品，形成了环黑海-里海冶金文化圈。这个冶金圈南部是高度发展的定居文化，北方是游动的牧业文化。南北两部分关系密切，都拥有大量相同标准的武器和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矿冶中心和贸易目的地之间是大片的空白地区。晚期青铜时代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阿尔泰和中亚北部发现了大量储量丰富的铜矿，向半游牧和游牧发展的草原人群开始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这个时期在欧亚草原北部的地区存在着塞伊玛-图宾诺从东向西的跨文化现象，在南部则是阿巴舍沃-新塔什塔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晚期青铜时代第二阶段形成了欧亚和中亚两个主要的草原冶金圈。欧亚冶金圈最盛时，从东乌克兰分布到萨彦-阿尔泰，从西西伯利亚泰加森林地带到中国西部的新疆。中亚冶金圈则占据了萨彦岭、蒙古、内蒙古，甚至外贝加尔地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汉克斯回顾了学者们对新塔什塔社会性质的认识，讨论了新塔什塔模式文化和技术的发展阶段。由于地理和自然环境资源的多变性，特别是矿业和冶金产品，新塔什塔文化比安德罗诺沃文化群更为复杂。俄罗斯历史考古研究所的格莱格洛瑞夫分析了新塔什塔文化约1000个矿石、矿渣和金属样品，指出在新塔什塔阶段，离所谓的“文明”尚有一些距离，只有几个地区进行冶炼。新塔什塔阶段之后，冶金技术在欧亚北部广为传播，技术和矿料都发生了变化，工艺产品开始出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大卫·皮特森关注欧亚草原晚期青铜时代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个是俄罗斯草原地带、蒙古和中国之间形成的用于金属、金属工艺和技术知识交流的早期通道。第二是草原社会自身的复杂化。伏尔加-乌拉尔草原是这个交流网络意义非凡的节点，这个地区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葬礼上规模宏大的盛宴，通过聚会中的竞赛和新人加入仪式保持和远方交易伙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张良仁在发言中通过考古发现的器物证明了北部塞伊玛-图宾诺人群和南部新塔什塔、帕塔泊夫卡文化和阿巴舍沃文化之间存在的金属贸易。从这些讨论看，在研究欧亚草原冶金发展和冶金交流的问题上，新塔什塔-彼得罗夫卡文化和塞伊玛-图宾诺铜器群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孔卡瓦（Liudmila Konkova） 分析了东北亚考古遗址出土的铜基合金的化学成分和类型，指出在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到一千纪早期，锡－砷青铜广泛地分布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东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带。同位素分析显示原料来自西伯利亚南部以及外贝加尔缘自西伯利亚盆地边缘的褶皱地带的矿产资源。对金属制作工艺的观察则显示出当时已使用一系列的先进技术：铸造、铸造并经中度退火、锻造。在公元前三世纪金属制品的合金配制、工艺以及器形发生了转变。一种含有6％的锡以及3％的铅的青铜合金出现了，铸造技术占据了主导地位。新型的武器出现：一种类似于韩国、满洲和日本的形状复杂的匕首（短剑）出现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并且影响到中国的汉朝以及韩国。以上关于金属和非铁合金使用的年代框架显示远东文化与太平洋地区发达的历史进程的关系以及与发生在中亚的历史进程的关系。在其讨论的东北亚的区域，这种文化进程的特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这一区域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介于欧亚大陆和远东地区之间受到影响的地带。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产生类似的金属引入和传播的年代框架的原因。
有的学者从冶金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古代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文化关系。根据近年来对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朱开沟、大甸子、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所出金属遗物的检测结果，梅建军指出甘肃、青海、新疆都有欧亚草原类型的文物出土，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合金类型异常丰富，这或许显示在中国发端时期的冶金技术并未显示出与西方有太多的不同。梅建军总结了近年来关于中国早期冶金研究的成果，并指出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和欧亚草原存在着早期的文化互动，这些新的进展使学者受到挑战，促使大家进行新的思考，这些思考包括中国西北早期对砷青铜的使用、中国西北和中原早期的关系、铸范技术的出现及其社会背景。在冶金技术发展的早期，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原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对照，表明社会文化因素成为技术选择的决定性要素，块范法和礼器的出现就是例子。社会文化因素甚至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动力，比如中国西北最早的带花纹铜镜的出现。他最后指出锡青铜和砷青铜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和传播可能影响到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金的发展。李延祥介绍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矿冶遗址调查的成果，在内蒙古林西县发现了大量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采的铜矿，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矿为砷铜矿，这为讨论中国的早期砷铜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日本九州大学德留大辅在发言中指出，精制陶器在二里头二期时成为一种在二里头文化圈流行的器物，青铜容器在三期时出现，在第四期时这些陶器和铜器成为广泛流传的礼器。这可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和冶金的互动。
林嘉琳认为1999年12月西安北郊康村一座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铸造动物风格青铜牌饰及其他器物构件的25件铸铜陶模具尤为重要。她认为此墓的发现说明秦人为草原游牧人生产器物，而且金属工业就像地方经济和外交政策一样成为秦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秦国的社会经济和-具有重要的意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所的博塔洛夫·谢尔盖使用欧亚大陆考古发现中的剑、铜镜、铃和铜鉘等材料讨论了欧亚大陆上诸如大月氏、阿兰和匈人长距离的迁徙，这些被带到欧亚草原或者欧洲的器物都可以追溯到鄂尔多斯地区的文化。
关于古代钢铁技术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韩汝玢指出晋国统治的区域出土了中原迄今最早的块炼铁器以及最早的铸铁。在对从战国到汉代的10座墓葬和3个炼铁遗址进行重新考察的基础上，对65件来自山西南部不同遗址不同阶段的铁器样品做了金属学分析，其中97％的样品使用了铸造和退火的工艺，建立了这个地区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冶铁技术编年史。铁带钩的镶嵌技术的应用导致了大量带钩的生产并成为时尚，高质量的铁制武器代替了青铜器。因此晋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冶铁业中心之一。潜伟通过金属学分析新疆东部、中部、南部和西部遗址发现的100件铁器，指出熟铁吹炼和渗碳是这批铁器制作的主要工艺，白口铸铁器件也有发现，还有一些样品显示出有使用共熔工艺或是逐层脱碳工艺的迹象。指出新疆早期的铁器是由西方通过草原地区的人群传入，并成为中国钢铁技术的起源。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铸铁技术传入新疆，园沙古城遗址发现的铸铁锅证明了《汉书》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分析了新疆古代墓葬中和随葬品共存的铁器，发现年代确切的墓时代大约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另一方面，新疆有一些遗存显示了和伊朗西北地区的锡亚克B文化、新亚述公元前10～9世纪的关系，比如乌鲁木齐呼图壁岩刻上的双马、洋海I号墓地出土的箜篌和曲棍、艾丁湖古墓地出土的金花等。这些文化上的相似揭示了新疆公元前10～9世纪时和使用铁器的伊朗西北地区的关系。从这些线索看，新疆的冶铁技术应当是在公元前10～9世纪时从伊朗西北地区通过草原人群传入。而中原的铁器也属于这个传播过程的自然延伸。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华道安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制钢工艺。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炒铁工艺，一种“搅炼”或“澄清”的工艺，用以制作熟铁，含碳量通常在0.1%～0.3%，进一步处理可以得到含碳0.5%的钢。渗碳处理和共熔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伦敦大学的瑞文认为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出土的炼钢坩埚截然不同，这种差别是由双方不同的制陶传统造成的。英国牛津大学的布瑞恩·格莫尔讨论了早期中东和中亚地区的钢铁制作，而来自韩国、日本、印度、中国的学者们也都对本国遗址出土铁器的金相结构、矿料来源、冶炼工艺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对于古代冶金过程的复原特别依赖于对矿物和炼渣的分析。来自日本九州大学的吉川 太等对8世纪早期的一个冶炼遗址进行了矿物、炉渣、和炉壁残块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这些使用的矿石主要都来自氧化矿物，比如孔雀石和硅孔雀石。而炉渣主要由硅酸盐以及带有少量铜颗粒和冰铜（Cu－Fe－S相）的铁的氧化物组成。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冶炼设备的讨论，来自伦敦大学的巴斯提安·阿斯姆关于熔炉是否需要鼓风设备进行了大胆的假设，并进行了模拟实验，他的结论是鼓风的吹管不是必需的。而来自日本东京技术研究所的永田和宏则探讨了炉子高度与冶炼过程的热动力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铸造技术的讨论是这次会议中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失蜡法，一是块范铸造。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的克里斯托菲·达威回顾了失蜡法的早期历史，而来自法国的白诺伊特·米勒则探讨了印度－伊朗世界的失蜡法的起源和合金配制的问题，他指出最近巴基斯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五世纪的小的轮状铜合金护身符经检测证明是用失蜡法制成的，该件器物可能是迄今为止使用这种技术的最早证据。而来自钱币博物馆的周卫荣等对两件著名的被认为是失蜡法制作的器物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是使用块范法制作小单元然后焊接而成的，并据此认定中国青铜时代没有使用失蜡法的必要。限于时间，这一最近引发强烈关注的报告并未在会中展开讨论，而不同观点的学者正通过书面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关于中国古代的陶范铸造技术也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来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永迪讲述了他对安阳铸铜遗址的认识，其中关于两种陶范做法的划分及铸型的水平分范问题颇具新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煜则对安阳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特点，包括其铸型工艺的分类、分铸法及金属芯撑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探讨了分铸法的技术来源，指出湖北盘龙城青铜器可能是这一技术的发端。来自伦敦大学的倪克鲁对安阳陶范花纹的做法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北京大学的陈建立利用SEM－EDS（扫描电镜能谱）、XRD（X衍射分析）、金相分析等手段，对陕西周原铸铜遗址出土的遗物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其原料的选择和制作工艺均与安阳、侯马有所不同，制作陶范的工艺也有独特之处。
对于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微观分析历来是冶金史研究中的重点。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廉海萍对从战国至汉代的3件铜头铁杆的复合箭镞进行了扫描电镜和电子探针分析，并据此探讨了使用这种复合箭镞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做法。姚智辉运用多种检测手段分析了巴蜀兵器上虎斑纹形成的机理，利用模拟实验进行复制，发现热蘸锡和退火可能是形成这种斑纹的工艺手段。来自陕西省考古所的杨军昌利用金相、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等理化检测手段，对中国早期的银器作了技术分析，这些样品主要是唐代的，包括一件战国和三件西汉样品。来自法国的大卫·布盖瑞特探讨了铝的早期应用，如何区分化学法制铝和电解铝？作者使用质子束X荧光分析了64件样品，发现锰（Mn）、铁（Fe）和铅（Pb）的含量是区分这两种工艺的关键，而铬（Cr）、银（Ag）和锆（Zr）也是对工艺过程较为敏感的元素，当然程度上不如前者。
本次会议中还有少数论文与金属文物的腐蚀和保护有关，其中来自美国的著名青铜器保护专家托马斯·齐思介绍了酸碱度图（Eh－pH或者EpH）在研究青铜的腐蚀过程中的应用。它能通过与纯金属的酸碱度图（铜、锡，偶尔还有铅）的比较来解释青铜器中的各种腐蚀反应；利用现代的计算技术和数据库，它还能绘出包括ε相和δ相等金属间化合物的酸碱度图；它还能显示腐蚀环境变化对青铜器的影响。
据悉，第七届国际冶金史大会将于2009年在印度班加罗召开。（2006.10.20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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