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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先生至今仍生活在我们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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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这篇著名的论著。随后，他全面审视和深入研究了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学已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相当多地吸纳了梁思永先生的研究成果，著作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目的是试图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比较可信的体系”。结果也是如此，尹达先生站在时代的学术高峰，继安特生之后通过《中国新石器时代》构建出了新的可信的中国新石器时-古学体系。这一学术体系推进了学术研究，并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片新的原野，启发人们对中国新石器时-古进行新的思考。至50年代前期，尹达先生发表的几篇重要论著，完善了他建立的这一学术体系。尹达先生建立的这一中国新石器时-古学新体系，和裴文中先生于40年代末期出版的《中国史前期的研究》，共同将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的研究支撑到50年代中期。
1963年，年近花甲的尹达先生，于他学术生涯中焕发出第二个春天。这时的学术背景，正如他所说：1955年以后，积累的“大量的考古资料，解决了过去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问题”，“一个全新的我国新石器考古学科已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认为，全面地检视一番这大量的丰富资料，认真地分析一下过去的工作，找出迅速前进的关键，对今后的全面发展会有极大的好处”。基于“一个全新的我国新石器考古学科已在向我们招手”，尹达先生再一次站在时代的学术高峰，敢于抛弃包括自己在内的学术界曾提出的而已过时的观点，奋力著述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篇立足当代，总结过去，展望未未，具有学术指导意义的著作，是他向学术界贡献的第二个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的新学术体系。时代已将安特生远远地抛在后头。在尹达先生建构的这第二个新的学术体系中，我们已看不到安特生的影子，见到的只是他直面资料的阐述，摸着的是新时代的脉博跳动。
人生几何啊！尹达先生在他有生之年，一直站在学术的前列，让材料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务实求真，敢于舍弃包括自己在内的学术界已过时的论点，勇于创新。向学术界提供两个中国新石器时-古学新学术体系，推进了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科的发展，难能可贵，是学术界的榜样。我们这一代人，读了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和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得到启蒙，进入考古学门坎，随后又接受尹达先生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浸润，观察和思考中国新石器时代，才成长起来。尹达先生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学重要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中国新石器进-古学的开拓者。
二、勇于拨乱反正的考古学领导
缅怀尹达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在考古学领导岗位上作出的贡献。这个题目很大，不是我这样资历的人能说清楚的，在此，谈点我所体验的一、二件事。
一是1956年，一位考古学者又将安特生抬了出来，上纲上线，予以批判。在他的影响下，批判安特生的势头，似乎又将发展起来。没有想到的是，1937年随后又于1955年出来清算安特生学术体系的尹达先生，却站出来提出了异议。他说，当前中国考古学资料的积累程度及其呈现的问题，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安特生所处的时代。我们拿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去批判安特生，如像是追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其实是安特生出题目，你做文章，仍是围着安特生转。这或许能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但不会有大的进步，因为这种批判没有自己的题目。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积累的资料分析入手，发现新问题，并予以研究解决。当前，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多下工夫。稍后，他还特别强调把资料加以综合研究，正面的科学的写出来，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就会击破安特生那些不着边际的推论。如果我们跳在那些不可靠的资料里，转来转去，以大部分精力去批判他们，而推迟了我们大量珍贵资料的研究，甚至放弃了这一工作，这对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考古》）这道理讲的正确、深刻。在那个时代这同样的话，如果出自一位没有批评过安特生的人之口，则不仅会引起怀疑，而且将遭到激烈的反对。但这话是尹达先生讲的，所以大家只能好好想一想，然后就相信了。尹达先生就这样拨正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航向。
二是在“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位负责人，在郑州召开了一个点火会议。我参与主持的华县队的一位学生产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工地批判资产阶级考古学实行大跃进的情况，被考古所这位负责人树为典型。会后，这位考古所负责人即带着一班人马，亲临泉护村煽风。在他的鼓噪下，本来我们几位工地的负责人勉强可以招架的由学生搞起来的大跃进运动，现在不仅难以招架，而且陷入绝境了。可喜的是，尹达先生却在此时来到工地。我陪着看了工地的发掘情况，同时说明遇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元君庙工地上，他说，我们当年在安阳发掘时，用窗户纸将头骨一层一层地糊上，糊得很结实，可以像足球那样踢。他一边说，一边做出一个踢足球的姿势，说“这一脚踢去！也不会坏”。那时，尹达先生已52岁。通过他这一动作，我似乎看到青年时期的尹达先生了。他在工地上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杨建芳代表高明和我汇报了工地的情况，讲了学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的认识与态度，高明和我作了一些补充，一些学生也在会上发了言。总之，会议的形势，是我们工地的几位负责人和学生对簿公堂，请尹达先生裁决。最后，尹达先生说话了，他说了很多，重要的却是：“我主张先立后破，边立边破，立中有破”。这样就给泉护村工地的大跃进浇了一瓢冷水，使工地的形势出现了转变。他当时不仅到了华县考古队，而且还到了许多其他工地去灭火，基本是扭转了考古界的形势，减少了大跃进的破坏，使考古学能基本上按照正常学术轨迹向前运转。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勇于逆潮流而动的尹达先生！
三、尹达先生还生活在我们当中
1978年，72岁的尹达先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前记》中写道：“我准备抽出时间，到有关地方去看看那些新发现的遗址，对新出现的问题也作些必要的探讨，再写一本《新石器时代》的续编”。“我虽年越古稀，但是还有充沛的精力，去实现这个诺言！”上帝不睁眼，竟然没能让他实现这一“诺言”。这是中国考古学，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的巨大损失。
也是在这篇《前记》中，他站在当时学科的前沿写道：“我这样想，十几年前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已经进入解决过程之中，有些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故而它也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至于我对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意见，直到现在依然认为有考虑的必要。”尹达先生对《新石器时代》这一自我评价，非常中肯、客观，符合当时中国新石器时-古学实际 情况。也就是说，直到1978年，甚至再往后一段时间，尹达先生的《新石器时代》没有“失去作用”，仍有着现实的意义。但在距离尹达先生出版《新石器时代》一书后的27年，和写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后的43年，即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尹达先生说的“有些已经进入解决过程之中”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有些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的问题，不但已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而且大多还予以解决了，总之，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的日历，往前翻出了几页，展现出新的面貌。所以，尹达先生在《新石器时代》一书基于当时资料提出的那些认识，已无多少现实意义了。然而，其在学史中的历史定位，却坚固地站在学科发展历史的里程之中，起着界标作用，而永远不可移置，同时，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则将永放光芒！是我们应予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至于尹达先生说的“我对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意见，直到现在依然认为有考虑的必要”。这里所说的“意见”，我领会他是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的《怎样前进？》这一节中所提出的见解。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活，那么，我们认为尹达先生在这节中提出的“意见”，岂止“必要”，而且，在1979的当时还对学科的前进实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即使经过而后的27年的洗涤，这些意见仍在那里闪现光辉，仍是当前推进中国新石器研究必须予以尊重乃至必须遵从的金石之言。
尹达先生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过往的历史，而非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历史，而不是其他”。考古学的定位、性质与目的，尹达先生于此讲得很清楚，“而不是其他”则表明了他的坚定立场。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的。考古学如何实现历史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的尹达先生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同时，又告诫人们：“如果还未具备考古学的基本知识，还未掌握考古学本身的科学规律，还未能够真正识别和消化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就随心所欲地妄加解说，侈谈什么氏族制度的历史，那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科学的结果”。尹达先生于此体现与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我们于当前既反对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以及打着创新的旗号的臆说，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考古学文化定名是考古学遗存分类的首要大事，是考古学实现具体历史具体研究的前提。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尹达先生指出：“一种文化遗存的名称，应当具有严密的科学含义，应成为足以概括某一特定事物内容的科学概念”，“各种文化遗存命名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反映出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某种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他主张“应当适应这一学科发展的形势，及时综合、分析、概括所已经发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提出切合客观实际的新术语、新名称，而不应被旧的东西纠缠着。不然就会挡住这一学科前进的道路”，进而指明：“凡发现含有彩绘陶片的遗址，往往归于仰韶文化，类型之内。目前看来，在广大的地带都曾发现有彩绘陶片的遗址；认真分析，它们之间却往往存在着某种差别。仅仅‘仰韶文化’这个概念是否能概括得了？这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再如类似于‘龙山文化’的遗存分布在广大地区之内，大都统统名之为‘龙山文化’，但又发现其强烈的地方特点，因此冠之以地区名称。这样做是否恰当？如何命名更为妥帖？”同时，他又说道：“另一方面，由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日益增加，地区日益扩大，如果偶尔看到某些部分特点的个别现象，即遽然命名，势必弄得名称很多，很乱，造成研究工作中的人为的困难”。尹达先生指出的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存在的具体问题，有的已出现了变化，有的却依然如故，总体来说，尚未得到基本解决，离他的期望依然甚远。同时，还出现了基于个人或地方的或兼而有之的利益而“遽然命名”乃至争夺命名的现象。所以，他的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意见，仍具有时效。
聚落考古，尤其是多学科审视考古学遗存，一是中国考古学的传统，故早就进入了尹达先生的视野。关于多学科观察考古学遗存的必要性，尹达先生指出：“新石器时-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它迫切需要史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物理、化学等等学科的大力支援，从这些学科汲取必要的营养资料”。他从这个必要性出发检讨当时的现状时说：“从考古学的角度检查，还没有可能全面而系统的对其他学科提出科学的要求来”，“还缺乏更长远的学术目的，还需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安排”，然后指出“现在我们应当进行全面的学术检查，找出积极发展的方向，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有关学科的通力协作”。多学科观察考古学遗存，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不可讳言的是，尹达先生指出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他提出的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的途径，对推进现今多学科观察考古学遗存，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至于尹达先生关于聚落考古的意见，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通过这里（遗址——引者注）所残存的许多房屋布局及其墓地的安排，大体上是可以推测出当时社会组织的情况的”。聚落考古之重要性后，说“个别房子的复原固然十分必要，而整个聚居地点中许多房子的组成情况却更为重要”，“我们迫切希望新石器时-古学家，在今后工作中积极寻找各种不同类型的比较完整的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耐心搜集复原聚居地区的数据，论据和根据，力求达到能够复原其基本面貌的程度”同时，尹达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往往比较密集地分布在某些古老河流的两岸，假如我们在某一地域已经发掘了几个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那么，就应当进一步作详细的考古调查，以便了解其分布的具体情况。十几年来，从广泛调查的初步资料里，已经看到某些地方同类遗址密集分布的大体状况；但是有些地区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发掘工作，有些遗址的性质还不能够肯定下来，还需要我们继续开展工作。”这里摘引的尹达先生的两段话，前者一望即知，说的是聚落考古，后者从家面上看讲的虽是“遗址”，实质上，则是聚落群考古。不要说聚落群考古，即使是聚落考古，尹达先生的这些意见，在上世纪60年代，是基本上没有人考虑到的关于聚落考古的超越时空的真知灼见。至今聚落考古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且在如何观察共时性方面已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总的方面仍未超越尹达先生已考虑的范畴，所以尹达先生的关于聚落考古的见解，仍是今天从事聚落考古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意见。
尹达先生很重视陶器的研究和编写考古报告的工作。关于陶器在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陶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位置，尹达先生站在时潮涌来的对立面，针对大跃进运动抬起的极左思潮讲过许多中肯而重要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极左思潮已遭到唾弃，绝大多数学者已按包括尹达，尤其是苏秉琦这些前辈的要求，重视了陶器的研究，但尹达先生指出：有些人在陶器明明可以复原的情况下，不致力于它的复原工作的情况，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他针到这些不认真复原陶器现象提出的要求，即“从破碎的陶片里复原出各种完整的器物，从各种陶器中找出日常使用的一套器物，以确定某种文化遗存中最通常、生活气息浓厚的整套陶器的内涵”的意见，是我们今天从事考古工作进应认真思考和付之于实践的。另外，尹达先生认为“确切的发掘报告的编写，是‘必须严格遵守应有的几道科学的工序’”，并进而强调“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是最根本的基础工作”。近些年来，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已被认为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涵，被国家文物局纳入其文物保护的管理体系中来，在国家文物局采取了有力的行政措施和大力推动下，考古报告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已出现令人欣喜的新势态，但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表现得最好，已经不欠报告债了，陕西、河南、山西、湖北及河北诸省，表现得相当不错但也有一些单位的一些重要的发掘工作已结束多年，但仍不见其报告的出版，甚至还有些单位则只发掘而不出报告。我说过“考古发掘不出报告是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因此，我们应将对考古报告的编写与出版的认识，提高到尹达先生于40多年前提出的认识高度上来，跟上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相关法规，做好考古报告的编写与出版工作。
尹达先生已于1987年7月1日逝世。但他生前发表的关于考古研究的一引起意，仍光彩熠熠。尹达先生还生活在我们当中。来源：中国文物报2006.10.13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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