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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汝南郡新见封泥群史征

    ;                            封泥的时代
     这批东汉封泥是迄今为止的首次大宗发现。经对其印文地名、官称的统计并结合《后汉书·郡国志》对校,与所载汝南郡下三十七县密合,未失一县(图二)。包括史书见载东汉初汝南郡之宜春县改北宜春,章帝建初四年徙封宋公孔安于新妻阝而改县曰宋,现在均于封泥中存有其县长、公国相封泥。汝南郡以外之县则未见。城父、山桑二县西汉属沛,东汉始入汝南,今其与大量汝南郡县、国封泥同出于一地。这些若合符契般的对应皆明确指示了封泥的时代。此批封泥中见顺帝所封之褒信侯国、桓帝所封之城父侯国、灵帝所封慎侯国等“侯相”印文,皆可证下限延至东汉末年。另有个别属新莽时代,如 “太守五官掾印”、“太守功曹印”,系典型的王莽官名。具西汉晚期特征的“汝南太守章”及“汝南铁丞”、“长平令印”也有比较个别发现。按长平东汉已归陈国,西汉时属汝南,凡此又可说明此批封泥上限至少在西汉晚期。
     显然,这是一个边界比较清晰的汉汝南郡封泥群。
     上海博物馆藏有若干地名属汝南之“西平令印”、“汝阳右尉”、“新蔡侯相”、“朗陵侯相”、“原长印”等传世封泥,笔者在《中国古代封泥》一书中已据侯年及印文书体考定为东汉晚期,并将其封泥形态归为C2型。通过与C2型相关联的简牍封检样式的对勘,认为其流行的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今新出封泥封检痕迹及印文体势多与之同型,两者获得了进一步的互证。因此,这批封泥为认识东汉官私印文字提供了可靠的断代标准。

    汝南郡之侯国
     认定新见封泥资料主要为东汉之遗,依据还在于其所涵郡县沿革与侯国置废的信息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以封泥中所存“侯相”官名为线索,可于《后汉书》纪传中征得各侯国之封年:
     新阳侯相,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封阴就为新阳侯。(《冯衍传》)西平侯相,安帝永初元年封邓弘为西平侯。(《邓禹传》) 又,桓帝建和元年封梁蒙为西平侯。(《梁统传》)氵隐强侯相,和帝永元元年封阴博为氵隐强侯。(《阴识传》)期思侯相,建武七年臧宫更封期思侯。(《臧宫传》)阳安侯相,建武十七年村郭皇后弟郭况为阳安侯。(《郭皇后纪》)又,元初四年封邓珍为阳安侯,食邑三千五百户。(《邓禹传》)细阳侯相,建武十一年岑彭子嗣侯,徙细阳侯。(《岑彭传》)安成侯相,建武二年封刘赐为慎侯,十三年徙安成侯。(《刘赐传》)吴房侯相,和帝永宁元年封邓躬弟子邓纲为吴房侯。(《阴识传》)鲖阳侯相,明帝永元元年封帝舅子阴庆为鲖阳侯。(《阴识传》)慎侯相,建武二年封刘赐为慎侯。(《安成孝侯赐传》)灵帝中平元年封何皇后异母兄何进为慎侯。(《何进传》)新蔡侯相,建武二十八年封吴国为新蔡侯。(《吴汉传》)安阳侯相,建武二十八年封吴尉为安阳侯。(《吴汉传》)富波侯相,建武二年封王霸为富波侯。(《王霸传》)朗陵侯相,建武十五年定封臧宫为朗陵侯,四世国除。(《臧宫传》)弋阳侯相,建武二年封刘国为弋阳侯。(《成武孝侯顺传》)召陵侯相,光武帝封李通少子雄为召陵侯 。(《李通传》)征羌侯相,建武十一年封来歙征羌侯。(《来歙传》)宋公相,光武以殷后孔安褒封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改宋公。(《百官志》)褒信侯相,顺帝封宦官李元为褒信侯。(《杨厚传》)原侯相,建武十五年封阴识为原侯。(《阴识传》)固始侯相,建武二年封李通固始侯。(《李通传》)山桑侯相,建武二年拜王常为山桑侯。(《王常传》)城父侯相,新莽封邑。天津艺术博馆有“城父邑左尉”铜印。永兴二年(154年)封梁胤子梁桃为城父侯。(《梁统传》)宜春国丞,国丞亦侯国官,详后文。建武二年封刘匡为宜春侯。(《刘歙传》)后改北宜春。
     慎阳侯相,思善侯相,二侯国史籍失载。
     由见于封泥之侯相(国丞)求得侯国二十六,其于纪传得征者二十四。可见封泥中各侯国多与《后汉书》所记吻合。
     校以《郡国志》载侯国十七,封泥仅失定颖侯国。则封泥所存侯国溢出《郡国志》者九。司马彪撰志是依据顺帝永和五年的簿籍,故此前已除之侯国可能缺失,其后所封侯国亦不能见载,这就是封泥资料与《郡国志》之间存在如此差额的根本原因。
     考虑到目前所见封泥并不是一份完整无缺的资料,出土后已有部分流散,因而置官信息的缺失也必然存在。纪传载封于汝南而目前封泥中未见之侯名尚有:
     南顿侯邓演,永兴三年封。(《邓皇后纪》)
     汝阳侯唐衡,延二年(159年)封,食万三千户。(《单超传》)又,永元二年封窦景为汝阳侯。(《窦融传》)
     新息侯马援,光武帝封。(《马援传》) 又,建武二十五年朱浮徙新息侯。(《朱浮传》)
     氵瞿阳侯吴旦,建武二十八年封。(《吴汉传》)
     西华侯邓晨,建武十九年封。(《邓晨传》)又,永初元年邓阊为西华侯,食邑万户。(《邓禹传》)
     上蔡侯左忄官,延三年封。(《单超传》) 永初元年邓骘为上蔡侯。(《邓禹传》)
     北宜春侯阎    。安帝封(《阎皇后纪》)
     结合封泥资料,则汝南三十七县东汉时曾封为侯国者凡三十三,仅郡治平舆及项、宜禄、长平四县未见封国。由之,我们对汝南封国情况得到更为接近实际的认识。显然,封泥所存县、侯国的沿革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态记录,即同一县地之令(长)、丞、尉,是为汉县之时所遗;而其侯相、国丞、国尉,则乃封国之官制。如果细致比对,二种不同体系的官印文字风格多可与史载各侯之封除相合。以上情况也可显示,这批封泥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内来自本郡各县(侯国)的封检遗物。
     时汝南富庶。《邓晨传》说,建武十三年邓晨拜汝南太守,“晨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东汉外戚侯封于汝南者尤多,亦非偶然。

    汝南郡之官制
     这批资料的又一特殊性是集中出土、成体系地保留地方一郡行政官制结构的封泥群,这也是封泥发现史上的仅见之例。审其印文所存官制系统,条理不紊。
     一为郡——县官属,郡官及属官如“汝南太守章”、“汝南水长”、“汝南水丞”、“汝南铁长”、“汝南铁丞”、“小府”等。其他主要为各县之令、长、丞、尉(左、右尉)一类。水官、铁官均郡之特设官,《后汉书·百官志》本注:“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鱼税。”汝南郡汝、颖两水贯穿其境,可明置官之义。西平今存战国冶铁遗址,《郡国志》其县-“有铁”,由封泥可知其郡冶铁业至汉末未衰。另见有“平舆狱丞”,为西汉印文,传世同期印章有“长安狱丞”。平舆、长安均为郡治,则提示汉狱官驻于郡治所在之县。
     按《郡国志》永和五年簿籍资料,汝南一郡口户数仅稍次于同辖三十七城之南阳郡,县均得万户以上。但列侯封户不同,县、国的户数增、析很自然的。《百官志》曰县大者置令,其次置长以及“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此批封泥中诸县官印见置“令”者有平舆、西平、上蔡、南顿、汝阴、汝阳、项、西华、细阳、慎。置二尉(左、右尉存一者亦可推知)者除以上各县外又有新息、氵瞿阳、阳安、项、安成、慎阳。但诸县封泥中,有的虽见两尉却仅见其“长”,也反映了其县前后的动态。现存汝南封泥中见置二尉或令之县,可得十七。
     另一为郡——侯国官属。封泥文字确切地揭示封国同汉县一样,存在对郡守负责的行政架构。与“主侍侯”的家内官——家丞、门大夫、庶子(东汉省)各行其是。《汉书》、《后汉书》对侯国官制的记录仅及家丞一系和“改所食国令、长为相”,“每国置相一人”这样一些情况。但具体问题一直存在,既然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原县令(长)改曰“相”,“主治民”,必有相应的佐属。而这一点,史籍显然难涉细琐。安作璋、熊铁基在《秦汉官制史稿》中对此已有正确的推论:“当与县同”。只是“当与县同”的职官如何落实。县令(长)既改曰“相”,其他佐属之官称显然不能仍如旧制。据汉封泥中之“邑丞”、汉官印中之“国丞”、“国尉”笔者曾提出,其即是由县丞、县尉改名以对应侯国“相”之佐官。(《中国古代封泥》)传世这类官印、封泥仅存个别,现汝南郡封泥中保存的县——侯国不同官名资料更为充分。如朗陵、安成,既存有封国之时的侯相、国丞、国尉,也出现其属汉县的长、丞、右(左)尉。进一步佐证了侯国(邑)存在一套名义上冠以侯国、实际性质同于县制且不臣于侯的官属。
     侯相同令、长,由中央任命。《尚淑传》载苟淑为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一事。这批封泥中县、侯国职官印文并出一地,却未见列侯之家内官,充分说明了自景、武以后限制王、侯权力,形成侯国相及佐官从属于郡守的行政体制。
     新出封泥中有若干“宋公相印”,“公相”向未见史载。前考宋公国为光武分封先圣后代之食邑,“以为汉宾,在三公上”。(《百官志》)宋“公”地位特殊,然既“受县”新妻阝,“公相”当如侯相,其佐官亦然。

    封泥发现地之性质
     这批封泥无疑是简牍封检的遗物被集中弃埋于官署附近的。由地名、职官可确定其随文书封检上行的特征,又可得出推断:这个对三十七县(侯国)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署,即当是汝南郡府。此批资料中的“小府”、“仓□”及“太守功曹印”、“太守五官掾印”,这也透露出这一性质。
     西汉汝南郡治平舆。三国曹魏时移治新息,西晋仍之。封泥中未见有曹魏时代印文,从另一方面透露了出土地的位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郡治方位在沈亭,即春秋沈国故城所在。为了证实以上判断,笔者于近期前往平舆县作了一次踏访。
     今平舆县府驻古槐镇,与故治相去约数十里。旧沈亭在古槐镇北之射桥乡。沈国故城遗址今为县文保单位,曾清理出土一些青铜器。距遗址东北约数百米一村落即古城村。此地即封泥的发现地。村中触目可见堆积有年的筒瓦头、绳纹板瓦残片与残砖。长方形砖单侧模印有交错直线纹,多为两端分别有凸榫与凹槽卯口的子母砖,有的相当厚实。一些薄砖则可见残存模印四叶纹。这些遗存的时代特征明确,与封泥的时代完全一致。
     毫无疑问,古城村位置应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也即郡治官署所在的范围。
     这批封泥资料的集中发现,对于解析汉代地方郡县(侯国)行政地理与官制体系是一份相当完整的原始标本,即为东汉汝南封国状况提供了确切的材料,充实了我们对于侯国置官及其性质的认识。从中国古代封泥遗存的序列来看,这一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东汉实物的短缺,使处在简牍时代的战国至东汉阶段封检的使用及其方式、形态的演化得到合乎逻辑的体现。因其封泥遗存连接两汉,对于此期玺印文字与断代研究来说,这批资料所蕴涵的信息,也值得更为具体地进行整合。200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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