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上对人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入世”和“出世”之说，积极投身于社会谓之“入世”，反之，自我寻求超脱谓之“出世”，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观念。推想起来，“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现象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似乎有着格外的意味，值得探究一番。
 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研究的“出世”特征特别突出。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遥远的古代，远远脱离于现实社会。考古学家所面对的是已经逝去、凝固了的一切，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尘世无涉。它使人远离尘嚣，神游于另一世界，去感受一种完全不同于自身存在的生活，而且这感受经常是愉悦的。考古学研究的这一品格具有特别迷人的特性，我相信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都是因此从事了这个专业领域，不管他是基于对现实的逃避还是为考古学的魅力所吸引。当然，即使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话，这无疑也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容身之所。
 但是，考古学的这种“出世”主要限于技术实践阶段（包括田野工作和资料整理），一旦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论阐释阶段，便无法不与现实社会纽结在一起。考古学毕竟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的最终目标，不管是要“寻找历史规律”，还是要“复原古代社会”，仍然是为现实社会服务——这也是一切学科产生和存在的依据。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之下，可能解释为Ａ，也可能解释为Ｂ或Ｃ。由此考古学也不可能不产生各种各样的流派，既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古学，也会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考古学。即使貌似纯粹学术领域里的纷争，也会变得万分复杂。总之，一旦考古学研究从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阐释层面，它也就从过去回到了现在，也就从事实判断转变成了价值判断，从“出世”拉回到了“入世”，从无忧无虑变成了要面对种种危险——这既包括学术上的危险，甚至也有*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