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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山东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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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希望由此开始，能够“渐渐的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１９３６年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在山东东南、西南多处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以及在邻近山东的河南北部和安徽北部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大大推进了对于龙山文化的认识。１９３９年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的论文，对这个时期考古工作的成果做了很好的总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可惜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久就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所打断。
第二阶段大约是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从整个时期来看，还可以说是全面打基础和快速发展的时期。５０年代初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东省博物馆相继成立，随即配合基本建设对全省考古遗址进行调查，选择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山东队，主动地或与省方合作进行考古工作。１９７２年山东大学建立考古专业，成为在山东境内开展考古工作的又一支生力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也不止一次地在临淄等地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时期山东省的考古工作，从地域来讲几乎遍及全省，从时代来讲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乃至元明的各个时期，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成绩最为突出。
此前山东的新石器时代只知道有龙山文化。１９５９年泰安大汶口墓地的发掘，揭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此后又有多处重要发现并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从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的比较来看，可以确定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并且是龙山文化的直接前身，解决了龙山文化的渊源问题，连带也廓清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一长期未能正确认识的问题。
这个时期山东的商周考古主要由省博物馆承担。商-古最重要的收获是益都（今青州）苏埠屯２座大墓的发掘。其中１号大墓有四个墓道，殉葬４８人，出土一批精美铜器，这种高规格的商代墓葬至今还是殷墟商代王陵之外所仅见的。两周考古的重点则是临淄齐国故城和曲阜鲁国故城的勘探与发掘，通过多年的工作，对两座故城的形制、布局结构和年代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基本上弄清了齐鲁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为故城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这个时期的秦汉考古也颇多收获，其最重要的成果，当数曲阜九龙山４座可能是鲁王的墓葬的发掘和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近５０００枝竹简的发现。
第三阶段是从８０年代到世纪之末，是山东考古向全面和纵深大发展的时期，其势头至今方兴未艾。其标志是１９８１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我们看到这个所一成立就着手全面规划和开展全省的考古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也加强了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加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协作，从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首先是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化谱系。过去山东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就是新石器时代的较早遗存也不清楚。从８０年代起这些缺环已逐步填补起来。８０年代初发现的沂源猿人化石及相关的文化遗存，使一向寂寞的山东旧石器时-古正式揭幕。接着在沂沭流域和汶泗流域发现了近百处细石器地点，出土了大批的细石器。在此前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也发现了许多细石器地点。尽管正式发掘的材料不多，地层关系大多不明，确切年代难以框定。但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些细石器遗存当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意义重大。
新石器时-古先是在大汶口文化之前发现了北辛文化，接着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后李文化，从此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基本面貌得以揭示出来。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谱系已经建立起来，只剩下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还不大清楚。
至于龙山文化的后继者是什么，在很长时间是不清楚的。正是在探索龙山文化去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早期青铜文化——岳石文化。有趣的是，在认识岳石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重新审视３０年代初发掘的城子崖遗址的资料时，发现它的下层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并不单纯属于龙山文化，其中还包含有岳石文化的因素。对城子崖遗址的重新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并且在龙山文化的城址之上发现了十分先进的岳石文化的版筑城墙。而岳石文化则已被证明为夏代至早商时期的东夷族系的文化。
到了商周时期，中原的华夏文化逐步向东扩展，形成非常复杂的情况。起初在鲁西出现一些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据点，以后商文化逐渐向东推进，直抵胶莱河流域，与当地夷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华夷杂处到华夷交融，出现了不少可能是由商人控制或者是吸收了商文化的夷人的国家。只有胶东和鲁东南地区还基本上是夷人的天下，表现为长岛等地的珍珠门文化和乳山等地的南黄庄遗存等。即使在这些文化遗存中也可以看到商周文化的影响。周代初年在山东建立了许多诸侯国，其中除齐、鲁外，还有不少诸侯国的都城已经过勘探或试掘而得到确定。其中包括滕州滕国故城和薛国故城、寿光纪国故城、郯城郯国故城、莒县莒国故城和邹县邾国故城等。有些诸侯国的遗存则是由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而确知的。
这个时期秦汉及以后历史时期的考古则以墓葬发掘为主。单是１９８５年在齐鲁石化区就发掘了１７００座汉墓。而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在长清发掘的济北王墓则是规格最高、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与此同时对汉画像的研究也有重大的进展。至于１９９６年青州龙兴寺大批彩绘佛教造像的发现与发掘，对于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佛教的流传及其造型艺术的特点，更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关于瓷窑遗址的研究也有不少的收获。
与第二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课题意识明显地加强了，考古方法也有许多改进。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方面，区系类型理论的贯彻相当明显，聚落演进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与此同时还特别注意聚落群和聚落等级的研究，注意大遗址的勘探和保护。在建设田野考古基地和苏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实验站或考古资料中心方面也做了积极的探索。这些工作对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２０世纪的山东考古已经由初探到全面发展而进入成熟的阶段了。其成果不但对研究山东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山东２０世纪考古发现和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２０世纪山东考古的主要成就，是山东考古的一个综合性的总结。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容易的，其中包含了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全书系统分明，重点突出，读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知识和重要的启示。前面讲了，山东考古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２０世纪走过的非常不平坦的道路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学科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前进。展望山东考古的未来，需要开拓或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山东旧石器时代遗存至今发现不多，明显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和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达的程度来看，还是从山东周围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山东旧石器时代文化理应比较发达，旧石器时-古的潜力是很大的，应该纳入规划并切实开展工作。山东的细石器遗存发现甚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探索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课题乃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学术界长期关注而苦于找不到突破的着力点。如果适当选择若干细石器遗址进行发掘，从地层关系、环境演变、文化分期及与前后文化的关系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弄清楚的。
从新石器时代起，山东就以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文化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现在知道的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稍后是主要分布于鲁中南的北辛文化。这两个文化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后李文化只不过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今后需要探索的一个重点。相对而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工作是做得比较多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但大汶口文化的资料多出于墓葬，聚落遗址的工作做得比较少；龙山文化除墓葬以外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城址，但仅有大致的轮廓，城址的布局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关系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问题，一定要作为学科的重点来加以推进。
岳石文化的发现是对东夷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但至今发现的遗址远远不及龙山文化。除城子崖城址有超过龙山文化的夯筑技术以及在尹家城等处发现有少量青铜器以外，其他方面似乎还不如龙山文化那么发达。这究竟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还只是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或者两者都有，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毕竟岳石文化的确认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商周时期在山东是东夷与华夏从争斗走向融合并最终被华夏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具体过程究竟怎样，现在虽然多少有些了解，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发现与研究。至于秦汉及以后各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关于墓葬和一些专题的研究方面有比较多的成绩，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今后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以上是从历史研究的大目标上提出的一些思考。而要达到这些目标，还必须在田野考古的方法上有所改进，必须把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体现在田野考古的规划上并切实推行，必须大力推进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加强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使考古工作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为提高山东考古的整体水平，进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原为《山东２０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的序，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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